•  信贷市场升温,中外资银行大战,是福是祸?!我闻到一丝危险的味道。本来信贷市场就是经济泡沫的罪魁祸首。如果贷款门槛很高那还不至于产生过于严重的影响,但是现在无抵押贷款都出來了,这战线的拉长给未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难道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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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报7月17日报道  央行上海总部最新发布的上半年上海信贷市场运行报告显示,个贷市场正在不断升温。在此情况下,各银行抢占市场的“战斗”也进入白热化,不仅中资行纷纷推动个贷产品升级,外资行也首次大幅降低贷款门槛。

    外资行:降低门槛

    自外资银行正式开业以来,始终收紧个人贷款投放,高门槛令不少普通百姓却步。最近,渣打银行率先摆出平民姿态。

    根据渣打提供的产品介绍,“现贷派”提供从8000元至20万元的贷款金额。据悉,贷款人只要满足在现单位工作满6个月、税前收入3000元人民币以上便可申请无担保个人贷款。

  • 朗咸平在墨尔本的讲演

    非常感谢主办单位,让我有一个机会能到澳洲来做演讲。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来这个地方来做演讲。我看到各位,心里特别有感触。因为在一九九四年之前,我-像各位的心情一样,期盼着祖国的强大。甚至呢,我当时有点儿奥悔。我在美国,混得还可以。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在学术界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地位-。最遗憾的一点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我竟然没有办法亲自参与。一九九四年之后,抛妻弃子,放弃一切,包括美国的国籍,毅然绝然地回到了香港,2000年之后,正式踏入国内。我的一生,做的错误不断,但是这件事情儿,可能还算是比较正确的。(笑)

      那么这么多年下来,你们也可以看到,那是我在上海的电视节目,叫财经郎咸平。这个节目做出来之后,成为上海收视率最高的节目,甚至超过了你们喜欢看的小燕子。(-笑)英国伦敦《金融时报》登了一篇专访,谈到这个。它说,上海妇女的三大爱,(笑)第一是路易威登的包包,第二是卡提亚的手表,第三是郎咸平。(笑、鼓掌)我在-上海还算是比较知名的,所以我出去的时候会带把梳子。(笑)因为知道观众会和我照相。有一天,有几个十六七岁的妙龄少女冲过来,看到我,拉着我的小手,很激动。-看到年轻漂亮的少女激动,我会更激动。(笑)她们问,能不能给我签一个字呀。我说没有问题呀,给你签一个字。能不能给我电话号码?我说,可以了,给你电话号码。-我跟你讲,我祖母最喜欢你。(笑)

      那么今天,在各位华侨的面前,我当初呀,我在纽约的时候,我听见别人叫我华侨的时候,我的心都是很酸的,也是很难过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割不断的黄河情结。每-个人,不管在国外多有成就,尤其是第一代移民,你都不得不想起中国。那么今天,当然,我不是党的发言人,没有必要说为了党来这边做任何的宣传。但是各位可以理解-,我今天来的目的,我是带来了一个心,用心来给各位做演讲,谈一谈你们所关切的话题应该怎么样来理解。

    你们从媒体中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这一两年来,在金融政策方面遭遇到莫大的困难。不但是金融政策,海外的并购,包括海尔并购美泰,以及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会-因为政治的事件而遭到封杀。那么类似的问题,我在我的节目里,我早就讲过了。中海油收购尤尼科……

  • 北京时间: 2007年7月15日(星期日)1:30
      
      地点: InterContinental Toronto Centre
      225 Front Street West Toronto, ON M5V 2X3, Canada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各位来宾大家好,KVB昆仑国际2007中国经济论坛现在开始!
      首先让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来宾: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王勇领事、杨学刚领事、陈国治先生、陈志辉先生、陈丙丁先生、香港特区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萧显扬先生、还有我们KVB昆仑国际执行董事刘先生、还有KVB昆仑国际主席吴先生。其他的嘉宾还有环球时报等媒体和记者和我们KVB昆仑国际忠实的客户,还有来自多伦多中国留学生的代表,欢迎各位嘉宾光临。欢迎郎咸平教授!
      
      郎咸平: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多伦多,来做一场演讲,我相信在座每一位来宾,对于中国的现状,以及未来是给予高度的关切,不然也不会来听我的演讲。今天我一来就接受了两个电视媒体的采访,他们问我的问题,可以代表在座各位的问题,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什么看法?那么我的回答,我既不说乐观,也不说悲观。我说这是路径依赖,我说表面上看起来,中国经济成长每年高达10%的经济成长率,在全世界各国来看那是匪夷所思的增长率。那么中国经济的实力也陆续展现在各个国家的面前。包括中国对外的扩张、收购等等的行动。我今天谈的问题不是这么的简单,而是在这个表象之下,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呢,是楼市泡沫、股市泡沫、全面性通货膨胀,所得分配的持续恶化、环境污染,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等等。这些现象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谈的主题!
      
      郎咸平:我相信今天提出的观点,也是我最近这一两年首次针对这么大的一个话题,提出的所谓的综合性的看法,今天由于这个理论稍微复杂一点,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简单的TTP,希望能够协助我的演讲!
      
      这一切的乱象来源于什么?来源和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系。首先我要谈一谈,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什么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拨乱反正,拨什么乱,拨以阶级斗争的乱。所以改革开放的成功,是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可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就是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理念,90年代中期被曲解为以钱为纲,在这个战略之下走到了今天,创造了我前面讲的乱象。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体制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为什么以钱为纲,走到今天这个制度,我觉得我们应该针对几个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郎咸平:我们首先谈一谈医改、教改、房改。
      
      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告诉各位,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被以钱为纲的理念误导的。举一个例子,你们到急诊室看病,医生问你的问题不是你哪里不舒服,主要是问你有多少钱?然后看你带了多少钱,决定给你用什么样的药,在加拿大是先看病再收钱。在香港看急诊,香港的医院是不收钱的,免费给你看急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人有困难的时候。香港同胞很愿意在大家困难的时候帮助你,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就这么简单。
      
      可是在以钱为纲的基础上,你没有钱就不行。
      
      郎咸平:那么再谈谈教改,什么叫做以钱为纲的教育改革?那么当时推出一个政策,我相信各位很清楚,叫做“大学教育产业化”。这就是以钱为纲的理念。就是将几个大学合并在一起,大幅增加招收的名额,多收学费。如果你没有钱,对不起,你不能上大学。可是搞教育改革的人,请你们回忆一下,20、30年之前,你们在农村长大的时候,你考上了北大、清华、交大、复旦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父母送你上火车时候的感觉,买不起坐票,给你一个站票。经过四年的学习,你成了大企业家,你开始搞教改了,开始搞产业化了。你完全断绝了和你同样出身农村子弟的情况。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打着改革的旗号,你可以无恶不作。那么我想请您拿中国的教育改革和美国做一下比较,你晓不晓得美国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到高中公益学校都是不收钱的。美国的哈佛大学一年收费接近4万美元,但是你只要是美国的公民,你都可以申请免费的,等你工作了再给钱。因为美国政府不能剥夺你学习的机会。在中国你没有钱你上不了大学,你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事做?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想发言,只想找一个正确的时候,那就是今天。我看了很多的国际上的发言,基本上是胡说八道,有人说专业不对口。任何国家的大学、本科就没有对口过的。你念过加拿大大学,什么时候对口过了,专业不对口是一个常态。但是中国的问题在这儿,那就是当你搞大学教育产业化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中国的产业机构和美国和加拿大是不同的。你晓不晓得,美、加两国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因为这两国的产值以服务业为主,尤其是美国占了8成以上,所以需要大量的大学生。中国刚好相反,中国是服务业比重非常小,而是传统制造业的比重很大。像这类制造业基本上不需要大学生,甚至有些工厂从老板开始到保安就没有一个大学生,因为他不需要的。那么难道你当初搞教育产业化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学生的出入问题,没有人想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重要。教改的目的就是图钱大学,你出去找不到事我不在乎,只在乎通过教改能赚多少钱。一旦进了大学,没钱进不去,进去了出来找不到事。
      
      郎咸平:讲到房改更有意思了,房改就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合谋。一个以钱为纲的房改是什么回事呢?地方政府官员的思维就很奇特,是以GDP为唯一的执政标准。所以我们各地的官员一上任之后就拼命的卖地,价格是越卖越高。大家知不知道上涨指数最高的是什么?就是卖地的地价。因为政府官员有这个欲望提高GDP,但是这块地不是政府的,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地,当你用高价把地卖了以后,有没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呢?应该跟香港一样,该建设一些经济适用房。北京市政府盖了天通苑,盖的富丽堂皇的。但是第一手买房子的是地产老板,一般的老百姓买不到经济适用房的……
      

  • (货币战争原创,强烈推荐,值得一读)


    宋鸿兵
    2006-05-29


    1905年12月8日凌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冰冷的海风中,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眼里没有泪,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悲伤。当他回首已是山河破碎的祖国时,即将亡国灭种的悲戚和无力回天的绝望,痛彻他的心肺。昂首向天,纵身投海,他选择了以死来发出救亡图存的爱国绝唱。他就是陈天华,时年31岁。

    1906年5月23日,陈天华的灵柩运抵老家湖南,长沙各校罢课送葬,各界人士纷纷加入,队伍长达10里,人数逾万,"自长沙城望之,全山为之缟素", "沿途军 警,为之震慑,呆若木鸡,莫敢谁问"。

    周恩来闻之,泣泪而书:"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陈天华的死讯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败于老牌西方列强英法,后败于新兴的日本,再败于八国联军,俄国趁火打劫,掠走大片国土,美国巧取豪夺,利益均沾。正如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所说:"痛只痛,甲午年,打下败阵;痛只痛,庚子岁,惨遭杀伤;痛只痛,割去地,万古不返;痛只痛,所赔款,永世难偿;痛只痛,东三省,又将割献;痛只痛,法国兵,又到南方;痛只痛,因通商,民穷财尽;痛只痛,失矿权,莫保糟糠;痛只痛,办教案,人命如草;痛只痛,修铁路,人扼我吭;痛只痛,在租界,时遭凌践;痛只痛,出外洋,日苦深汤。"

    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首次大规模碰撞之时,中华文明竟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如此之不堪,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由惊奇到惊愕,由惊吓到惊骇,六神无主,方寸大乱,发出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惊呼。国人先是认为洋人船坚炮利,遂实行洋务运动,以期以其人之道还制其身。没想到还未与洋人交手,竟惨败于国力军力不相伯仲的后起西化的日本,割地赔款,丢了台湾。痛定思痛,认定甲午之战败在政治制度腐朽,于是就有了康梁变法,试图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延续两千年的沉重社会结构岂可一朝推翻,强大的保守势力从社会的各个角落涌出,汇集而成一股庞大的逆流,顷刻之间就剁下了戊戌六君子的头。辛亥革命固然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但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北伐战争,军阀割据,列强染指,丧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中国的民族危机更甚于清末。政治改革的彻底失败,军事领域的全面崩溃,民族经济的破败凋敝,使整个中国社会陷于空前混乱。


    对于有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的深刻历史传承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对于中华文明深刻地怀疑和否定。从鸦片战争前后对西方文明全面的不屑,到洋务运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再到"五四"时期的"全面西化",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全面地崩溃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无法以中庸平和的心态面对这场亡国灭种的危机,他们开始集体陷入迷茫和偏执,歇斯底里地抨击一切传统文化。他们不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也咒骂与封建制度共生的儒家文化,甚至是承载中华文明的汉字也未能幸免。逻辑非常简单,枪炮不如人,是工业不如人,工业不如人都因为科技不如人,科技不如人肯定是教育不如人,教育不如人全怪汉字不如人!

    1907 年,吴稚晖为首的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更将剩余激情倾泻到汉语和汉字上面。在"文化失败"主义的心态之下,他们恨透了母语,全盘否定中华文化,要求废除汉字,以实行拼音文字为根本的强国之道,主张"改用万国新语(按: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

    当代大文豪鲁迅在《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 甚至到了30年代,鲁迅还多次声称"汉字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必先割去,才能救中国。"

    " 五四"前后的中国,废除汉字成为一种时尚的观点,就连素称稳健的胡适也坚信汉字必须废除。留学美国之初,收到别人散发的"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的传单,胡适一度很反感,但很快就转变态度,完全相信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必然性。胡适认为:"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最大的收获了"。

    在否定汉字的名言里,我们还可以赫然发现这些著名人物:

    蔡元培:"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瞿秋白:"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吕叔湘:"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时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

    一 汉字,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落后的替罪羊

    1861 年初夏,与曾国藩、左宗棠被史学家并称为"中兴三名臣"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应曾国藩之邀,登上安庆城外的龙山视察军情。此时,太平军西进湖北夺取武昌的锐势已在安庆受挫,曾国荃与胡林翼两只大军已对驻扎安庆的太平军形成合围之势。长期被肺病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胡林翼此时心情甚佳,指点江山,胜券在握。突然,只见长江之上,两艘英国火轮船逆流而上,迅如奔马,外包铁甲,洋枪击中而毫发无损,不禁神色大变,口吐鲜血。让他惊骇的是西人有如此之利器,必成中国的心腹大患,忧心忡忡的胡林翼受此刺激,在不到半年就呕血死于安徽军中。

    科学技术的落后所展示的武器装备的巨大落差直接震撼了清朝第一线的军事将领。在这样的差距之下,战争只能意味着优势一方对劣势一方的屠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1937年的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在近百年的对外抵抗侵略的战争中,鲜有取得过一场真正意义的军事胜利。而且越战越败,越败越惨。军事失败成为了中华民族空前生存危机的主要聚焦点。由此展开的救亡图强运动,目标直指强兵富国。枪炮不如人,是工业不如人,工业不如人都因为科技不如人,科技不如人肯定是教育不如人,教育不如人全怪汉字不如人!汉字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技落后的替罪羊。汉字从此背负着拖累中国科技发展的恶名长达百年之久,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部分学者把中国科技落后归咎于汉字。

    清本正源,为了还汉字一个历史清白,我们必须搞清楚,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源究竟是什麽?换句话说,西方在近代科学技术全面超过中国和使用拼音文字有什麽内在联系?

    我们的观点是,西方在近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使用拼音文字没有必然联系,如果硬要说有联系,那就是使用拼音文字损害了大量西方知识分子的视力。

    西方书写工具可以追述到古埃及和波斯时代的芦管笔,而流行最广的是使用了上千年的羽毛笔。羽毛笔是公元7世纪出现于欧洲的,羽毛翎管经过去脂处理以后,把端面削成斜尖形醮上墨汁进行书写。羽毛笔由于外形美观,书写时显得风度潇洒。因此它在欧洲各国风行一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欧洲许多经典著作中都留下了羽毛笔的不朽墨迹。直到17世纪50年代,法国市场上出现了最初的醮水钢笔,羽毛笔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由于拼音文字的结构和书写工具的特点,西方文字的书写体呈偏平而字体很小,在采光很差的古代,写在羊皮上的字迹需要很费劲才能看清,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由于眼睛的老花作用,使大批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丧失了阅读和写作的能力。罗马大哲学家兼作家塞尼加(Seneca)号称通读了古罗马帝国所有的书籍,也因此严重损害了视力。为了坚持阅读,他在一个圆柱形的玻璃水杯中装满了水,在书上慢慢滚动,利用其放大作用来辨认细小的字体。当时大量的书信来往中提到了视力不好无法阅读这一普遍的现象。到了公元1000年前后,一种半圆形的阅读玻璃球被发明出来,结果大受欢迎。后来,威尼斯人将其进一步改进为玻璃透镜并嵌于镜架之中,这就是最早的眼镜了,眼镜店如雨后春笋般形成了一大行业。眼镜的发明拯救了一大批才华卓著的学者,1306年一位比萨的著名教士在一次布道会上甚至称其为"地球上最有用的发明。"

    正是眼镜的发明,奇迹般地掀起了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大幕。

    李普希(Hans Lippershey)是一位普通的荷兰眼镜店主。1608年的一天,在李普希的小店中,两个顽皮的孩子拿着眼镜店里的镜片玩耍,当这两个孩子各持一个镜片相互照看时,其中一个孩子突然惊叫起来。原来他透过自己手上的镜片和另一个孩子的镜片突然看见远处教堂顶上的风向标变得很大很清晰了。此时无人知道,这一偶然的时刻却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科学技术革命。李普希看到这个现象后,立刻动手将两个镜片固定在一个空筒的两端,人类第一架望远镜诞生了!

    李普希很快向当局申请了专利,并大力向政府推销望远镜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尽管他的发明名噪一时,他的专利申请却被专利局驳回,原因是制作太简单。这一沸沸扬扬的事件很快便传到了伽利略的耳朵里,1609年伽利略创制了天文望远镜。他发现了月球表面的凹凸不平,并亲手绘制了第一幅月面图。1610年1月7 日,伽利略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为哥白尼学说找到了确凿的证据,标志着哥白尼学说开始走向胜利。借助于望远镜,伽利略还先后发现了土星光环、太阳黑子、太阳的自转、金星和水星的盈亏现象、月球的周日和周月天平动,以及银河是由无数恒星组成等等。这些发现开辟了天文学的新时代。如果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则发现了新宇宙。

    几乎与伽利略同时,德国的开普勒也得知了望远镜的发明,并使用了双凸透镜制成了开普勒望远镜。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开普勒业已提出行星运动的第一和第二条定律,即每一行星沿一个椭圆轨道环绕太阳,而太阳则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中;从太阳到行星所联接的直线在相等时间内扫过同等的面积。开普勒从他的老师第谷那里得到了大量天文观测数据,第谷是望远镜发明以前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也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仔细、最准确的观察家,因此第谷的记录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开普勒在认真地研究了第谷多年对行星进行仔细观察所做的大量记录,又用他所发明的望远镜进行了长达近10年的艰苦观测和计算,终于在1619年发现了行星运动的第三条定律,行星绕日一圈时间的平方和行星各自离日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成正比。1619年,他其巨著《宇宙的和谐》一书写道:"认识到这一真理,这是超出我的最美好的期望的。大局已定,这本书是写出来了,可能当代有人阅读,也可能是供后人阅读的。它很可能要等一个世纪才有信奉者一样,这一点我不管了。"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直接奠定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

    牛顿是经典力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系统的总结了伽利略、开普勒和惠更斯等人的工作,得到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运动三定律。

    在牛顿以前,天文学是最显赫的学科。但是为什么行星一定按照一定规律围绕太阳运行?天文学家无法圆满解释这个问题。牛顿在苦思冥想之中,看到了苹果落地,终于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说明天上星体运动和地面上物体运动都受到同样的规律——力学规律的支配。早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前,已经有许多科学家严肃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比如开普勒就认识到,要维持行星沿椭圆轨道运动必定有一种力在起作用,他认为这种力类似磁力,就像磁石吸铁一样。

    牛顿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解决了胡克等人没有能够解决的数学论证问题。1679年,胡克曾经写信问牛顿,能不能根据向心力定律和引力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定律,来证明行星沿椭圆轨道运动。牛顿没有回答这个问题。1685年,哈雷登门拜访牛顿时,牛顿已经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两个物体之间有引力,引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和两个物体质量的乘积成正比。

    当时已经有了地球半径、日地距离等精确的数据可以供计算使用。牛顿向哈雷证明地球的引力是使月亮围绕地球运动的向心力,也证明了在太阳引力作用下,行星运动符合开普勒运动三定律。

    在哈雷的敦促下,1686年底,牛顿写成划时代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牛顿在这部书中,从力学的基本概念(质量、动量、惯性、力)和基本定律(运动三定律)出发,运用他所发明的微积分这一锐利的数学工具,不但从数学上论证了万有引力定律,而且把经典力学确立为完整而严密的体系,把天体力学和地面上的物体力学统一起来,实现了物理学史上第一次大的综合。

    恰如李约瑟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发现的方法第一次被发现了"。正是这一坚实的物理学基础,才奠定了工业革命的大厦。

    可以说,没有眼镜的产生,就不会有望远镜的发明,也就不会有近代天文学的重大发现,也就不会形成经典力学的基础,而工业革命也就失去了发生的条件。

    当然,把拼音文字损害了西方知识分子的视力与西方近代科技革命挂钩,可能还不足以揭示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本质,那麽,什麽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内在的动力源泉呢?





    二 航海对数学和天文学的强烈需求激发了西方科学技术革命

    1405 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雄心万丈的郑和站在高樯重桅旌旗猎猎的旗舰上举目四望,由208艘战舰和27800名将士所组成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舰队,正斩浪劈波航行在西洋之上。受明成祖朱棣之命,郑和首次下西洋以宣扬大明帝国的权威,并最终建立起朱棣梦寐以求的全球向大明帝国的朝贡体系。当然,除了这些台面上的理由,最让朱棣放心不下的还是建文帝的下落。1399年7月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经过3年战争,于1402年6月13,燕王朱棣率军攻破南京,其侄建文帝从此不知所终。此事成为朱棣的一大心病。民间一直有传闻说建文帝逃往南洋,朱棣想借下西洋这一旷古未有的盛事,向南洋诸国宣告其继承帝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派锦衣卫随船队顺便查询建文帝的下落。

    在茫茫大海上航行,最重要的莫过于动力、定位和航向。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由木帆船组成,帆船航行的主要动力是风。"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为充分利用季风,宝船上的帆多达12个,并利用各大洋季风的规律,适时休整和航行。在定位和导航方面,郑和利用"舟师识地理,夜行现星,昼则现日,隐晦观指南针"来辨别航向。"过洋牵星术"是郑和总结前人航海经验提出的更为精确的定位技术。通过观测星星在海平面上的高度,来确定船队在纬度上所处的位置。郑和航海时"牵星"的主要星座是北极星。测定天体高度的仪器是牵星板,测星体高度以指、角为单位。一指为四角,今约合1.9度。郑和时代的造船技术也是领先于世界的。

    郑和下西洋比欧洲航海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早了近百年,但郑和下西洋就好比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星空,耀眼而短暂。而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却把西方文明推向了全世界。那麽这两者之间有什麽本质的不同呢?第一是航海的动机不同,第二是导航和定位的方法不同。西方航海的原动力是贸易,中国航海则主要是政治动机。

    航海贸易对于环地中海的人类早期文明而言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早在4000多年以前,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克里特人就开始进行海上贸易。克里特的地理位置对商业贸易极为理想,贸易船只从克里特岛可乘风扬帆地北达希腊大陆和黑海,东到地中海东部诸国家和岛屿,南抵埃及,西至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岛屿和沿海地区;不管朝哪一方向航行,几乎都可以始终见到陆地。克里特身处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大古老文明交汇处,尽得地利与商机。克里特人还完全掌握了制海权,无须像苏美尔人那样时刻担心外敌入侵。克里特岛上森林茂密,提供了建造远航海船的木材。克里特人驾着单桅海船,满载着埃及的粮食、象牙和玻璃,叙利亚的马和木材,爱琴群岛的银、陶器和大理石、塞浦路斯的铜,自己岛上的橄榄油和陶器,往返于地中海各处进行贸易活动,积累了巨额财富。

    2700年前的古希腊由于其土地贫瘠多山,人口压力过大,本地的粮食生产不足以养活其人口,不得不依靠贸易活动从地中海南端的埃及取得粮食。汤因比曾这样描绘当时希腊人的商贸活动,"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随后的古罗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莫不是以控制海权,以确保海上贸易的安全为目标,积极发展航海事业。贸易与航海对这些国家和文明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普通商业活动,而是事关国家兴衰成败的头等大事,同时也是这些社会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事实上,欧洲地理大发现最强大持续的动因,就是寻求财富。文艺复兴运动和科学技术地极大发展,刺激了商品的生产和货币地流通,金钱成了权力的象征。正如 1503年,哥伦布在致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书中直言不讳所说:"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15世纪时,整个欧洲,特别是葡萄牙都苦于黄金不足。于是在商人和冒险家中,追寻《马可波罗游记》所描绘的神话般的东方财富就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然而这时土耳其帝国控制了地中海到东方的传统商道,战乱仍频。另一条从地中海经埃及由红海通往印度洋的海路,又控制在阿拉伯人手里。这样,西欧各国迫切想寻找一条绕过地中海通向东方,获取黄金、香料的新航路。

    数千年以来,海洋文明国家文明的兴衰直接系于航海水平的高低,对航海定位,导航,造船技术方面的强烈需求已达到不可或缺的程度。可以说,整个西方文明对航海的重视程度决不亚于中华文明对农耕的执着。

    郑和下西洋所采用的导航定位技术基本上是一种地文导航法,以河口、海岸和近海岛屿的山形、水势来导航的地文导航,用到观测太阳、北极星或其他星辰的方位来确定航向时,仅起到指南针的作用。在远离海岸的情况下,则必须依靠有丰富的当地洋流、季风、终点距离、大致航向等知识和经验的当地导航员。而西方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航海技术主要是采用天文导航法,采用经纬度来定位,这在理论上比地文导航法要难一个数量级。纬度计算相对简单,在西方,到"十七世纪,任何有经验的水手都能以零点几度的误差测出船只所在地的纬度",但经度的精确计算却困扰了西方文明两千多年,可见航海定位问题之艰难,若没有生死存亡的严酷生存压力,任何文明都断难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持之以恒地进行两千年不间断的研究和计算。
    经度是地球上一个地点离一根被称为本初子午线的南北方向走线以东或以西的度数。本初子午线的经度是0,地球上其它地点的经度是向东到180或向西到180。不象纬度有赤道作为自然的起点,经度没有自然的起点,做为本初子午线的那条线是人选出来的。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人已经认识到,如果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观测同一事件,并记下发生这一事件的当地时间,那么,通过计算这两地记下的时间差,就可以求得这两地之间的经度差。古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提出,可以用观测月食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无论对地球上的哪一点来说,月食是同时开始的,这起着标准时间的作用。只要记下两地观测到的月食开始的当地时刻,人们就可以求得两地的经度差了。喜帕恰斯还为此编篡了一本六百年月食一览表,可见其艰巨程度。但记录当地时刻仍然难以解决。

    另一个希腊天文学和地理学家托勒密提出了一种等间距的坐标网格,用"度"来进行计算。托勒密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经纬度理论的人。他指出,纬度从赤道量起,而经度则从当时所知道的世界最西地点"幸运岛"算起。在托勒密之后的一千多年内,关于确定经度的问题,一直没有获得重大进展。

    13世纪以后,航海的空前发展迫切地希望解决经度问题。当时已经有了航海历,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报太阳、月亮和行星的位置,以及日食、月食等天象发生的较精确的时间,但这些天象却是很难见到的,一年中也只能进行几次。而航海事业的发展,却要求随时测定船舶位置的经度。正是这种强烈的持续千年的客观需要,把测定经度的理论和实践向前大大推进了。

    1514年,约翰·沃纳根据月亮相对于背景恒星每小时约东移半度的原理,提出了"月距法"。

    1530年,格玛·弗里西斯在他的著作《天文原理》一书中提出"时计法",只要带上一只钟,使它从航海开始的地方起一直保持准确的走动,那么,到一个新地方后,只要一方面记下这只钟的时间,另一方面同时用一台仪器测出当地的地方时,这两个时间之差也就是两地的经度差。
    随着欧洲各国与印度的海上贸易越来越频繁,确定海上船舶位置的经度变得更为迫切了,以至一些有关国家不得不采用悬赏来寻求解决办法。

    1567 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为解决海上经度测定问题,提出了一笔赏金。1598年,菲利浦三世为能够"发现经度"的人提供了一笔总数为9千块旧金币的赏金。差不多与此同时,荷兰国会为解决经度问题提供了一笔高达3万弗洛林的奖金。法国、葡萄牙和威尼斯也提供过数量不等的经度奖。

    著名天文学家伽里略也被各种高额奖金所吸引,他制作了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和卫星食现象。木星卫星食平均每个晚上可以发生一、二次,因此,只要能对木星的卫星食现象作出准确预报,测定经度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为此,伽里略花了整整24个年头来完善他的预报表。

    1707年,英国海军元帅夏尔逊在地中海击败了法国舰队后,使出直布罗陀海峡折而向北沿着经线返航。结果海上出现连续十几天的大雾,他的舰队在航行中根据船速估计经度,结果就因为偏了一度,航行出现了80公里的偏差,导致4艘军舰触礁沉没,2000多海军葬身海底。这样的海难事件在历史上不胜枚举,终于导致英国在1714年通过"经度法案",悬重赏求解经度问题。凡能精确到二分之一度者,可拿到两万英镑,在当时,可算是个天文数字。
    最终解决了海上船舶的经度测定问题还是各国天文台的相继建立。1757年,船用六分仪问世。这是一种手持的轻便仪器,它可以测量天体的高度角和水平角,将所得结果与天文台编制的星表对照,就可以测定船舶所在地的当地时间,此时距离喜帕恰斯的月食法,已经有两千年之久。

    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实际需求,强大而持续长达两千年的航海定位需求才是西方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发展的根本源动力,才最终导致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全面革命。


    三 从借鉴到创新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特别注重对其他文明的不断学习和科学借鉴。推崇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老子·六十六章》;"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 《管子·形势解》; "江河合水而为大" 《庄子·则阳》;"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秦相李斯《谏逐客书》等等。以人文方面论, 从南北朝起我国就开始翻译佛经。到唐代高僧玄奘西天取经,使中华文明对佛教文明的吸收达到了高潮。又如清光绪举人、京师大学堂的林纾先生一人就翻译过一百七十余种欧美等国小说。二十世纪以来,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古今文学名著,几乎全都译成了中文(《中国文学》郑恩波,郑秋蕾著)。还有欧美作家中的巴尔扎克、斯汤达、罗曼·罗兰等的作品,如《欧也妮·葛朗台》、《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等。改革开放以后,世界各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热潮。

    中国的科学技术曾长期处于世界先进行列。然而中国人并没有排斥西方文明。明代的中华文明总体上还处于人类农业文明时代的领先地位。明末的徐光启(1562- 1633)就是这一历史条件下,中国学习、介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一位代表人物。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他主持编制了我国第一部引进西方天文学体系的历法《崇祯历书》。全书共46种,137卷,对于中国古代历法的改革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它奠定了随后整个清代历法的基础。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他还主持制造了古代中国第一架望远镜。在数学方面,他与传教士利马窦(M.Ricci)第一次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共15卷中的前6卷)译成中文,开创了翻译、介绍西方科技著作的先河。徐光启译文的一些技术专用名词,如几何、点、线、面、平行线、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等等,一直沿用至今。遗憾的是由于利马窦不愿继续此项工作,全书未能译完。对于《几何原本》徐光启认为其意义不仅在于数学,更主要的是思想方法。
    "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他还指出:"(此书)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他最后说:"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已。"(《徐光启集·几何原本杂议》) 。

    徐光启接触几何学,天文学的时代,正是伽利略,开普勒天文大发现的时代, 也正是牛顿力学和整个近代科学体系建立的前夜。到崇祯六年(1633),徐光启已经是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可是,中华民族时运不济,是年十一月七日,一代哲人徐光启病逝,终年72岁。而明王朝亦是风雨飘摇,于1644年灭亡。徐光启如能年轻20岁,以宰相兼科学家的地位,大力推动国人学习西方科技新知,借鉴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则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都可能重写。

    随后的满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在人类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关键历史阶段,错失良机。"西学东渐"的潮流被切断,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进程受到严重阻碍。

    尽管如此, 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 率先觉悟,提出了学习西方、改良朝政的主张。魏源在1844年推出了他的《海国图志》,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李鸿章等为首掀起了洋务运动。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完全失败,中国的近代工业遭到重创。然而,中华文明是一个在五千年历史中不断战胜各种磨难,不断成长壮大的文明。是一种能够战胜一切磨难,而决不被磨难所征服的文明。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激起了更为炽烈的对近代科技的求知欲望。于是有了科学界全方位的引进热朝。

    在数学方面,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与传教士伟烈亚继徐光启与传教士利马窦的《几何原本》前6 卷后,译完了后9卷。李善兰之后的华蘅芳则译出了大量的高等数学著作。在天文学方面,李善兰,伟烈亚合译《谈天》,引进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天文力学思想。在物理学方面,李善兰与艾约瑟合译《重学》,第一次介绍了牛顿的三大力学定律。另外,还有一些介绍声学、光学、电学的普及性书籍。化学方面,徐寿写的《化学鉴原》(及《续编》、《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等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新兴的化学知识。在地理学方面,继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后,又以《地学浅释》为书名译出了英国地质学家赖尔的名著《地质学纲要》。

    张相文等在1909年创立了地理学会。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在1913年创建了地理地质研究所。在生物学方面,引进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医学方面,早期是介绍西方的医学知识。1820年后,西方的教会与医生在我国相继开设医院。1854年,美国的约翰夫妇在广州开设博医局,及附设医学校,这是在我国设立的第一所医学校。1865年同文馆中设立医学班后中国开始了自己的西医人才培养。

    自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 年)的近六十年中,共有468部西方自然科学技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参见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也就是说中国人以平均每年约八部的速度,将西方文明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科技积累,在短短六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引进和初步消化,并在随之而来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创造性地将刚学到的科技手段与中国传统的战争艺术相结合,与以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工业强国进行了殊死搏斗,并最终向世界胜利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今天重新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们不禁要对当年为保卫中华文明,捍卫世界和平而浴血奋战的的亿万反法西斯军民感到由衷的敬意!同时,也对汉字这种中华文明的伟大载体,对与其截然不同的西方文明的迅速反应及完美驾驭,感到无比赞叹!

    要知道, 欧洲人用拼音文字翻译和学习由他们自己祖先创立但随后消亡了的文明的过程,若从10世纪末,西欧重新发现波伊提乌翻译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拉丁文译本,
    到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应该有500多年之久。

    今天, 中国已经建立了完备的现代化教育,科技,和生产体系,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经济引擎。而由邓小平所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十多亿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已经并继续向世人展示当代中国人的创造力。



    四 中华文明复兴的"战略拐点"


    2005年5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携家人来到西安清凉寺祭拜祖母沈太夫人,这是阔别60年后,连战首次前往祖母墓园祭拜。祭拜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礼仪。连战率家人在祖母沈太夫人墓前上香,叩拜,敬献酒和果品。随后司仪朗诵了祭文。连战眼含热泪,神色肃穆,此时此刻,故乡热土,祭祖寻根。何处是真正的家园呢?

    中华文明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凝聚力,无论发生多少次战乱,也无论华夏儿女散落何处,这种浓烈得无法化开的乡愁始终萦绕在所有离别故土的中国人心中。让西方人始终捉摸不明白的是,按照常理,任何一个衰败的文明都应该最终土崩瓦解,就如西方历史上所有的大帝国一样。但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一个例外。究竟是一种什麽样的神奇力量能够在五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维系着所有华夏儿女的人心向背?又是什麽样的神奇力量使得这些人无论离开故土多麽遥远,都深深地眷恋故土的根呢?

    在和西方文明所有层面的比较中,最为鲜明的差别就是,中国的文字从未中断过。大多数在中国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可以直接从两千年前的历史文献中直接寻找答案。汉字无疑是维系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大厦的基石。

    究竟什麽是文明?中华文明又处在一种什麽样的状态之中呢?

    斯宾格勒:文明是文化的没落阶段,"文化和文明——前者是一个灵魂的活生生的形体,后者却是灵魂的木乃伊"。

    汤因比:文明是社会的整体。"文明乃是整体,他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

    杜兰:文明是社会秩序。"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含了四大因素:经济的供应、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

    弗罗伊德:文明是人类抵御自然和调剂人际关系的结果、以及制度的总和。"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之防卫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所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

    亨廷顿: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乡村、宗教、种族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

    韦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为基础,以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为精神支柱,以自由市场经济、商业经营和资本核算为本质。

    其实,文明不应只是一种静态的观念,我们认为,文明应该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文明不仅记录着历史,文明也不仅描述着现在,文明还预示着未来。文明更像是一种厚积薄发的势。文明的进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蓄势,不断释放的动态过程。

    形象地说,文明就像是奔涌的江河,经济,政治,伦理,知识,艺术,科学,技术,宗教等方面构成了这条河流的支脉,人类在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构成了生生不息的活水源头,而历史则是文明这条江河冲积出的河道。

    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晨曦之中回首往事的时候,历史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60年前,当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盟国共庆胜利时,经过了八年浴血抗战,中国第一次在军事上遏制住了百年溃败,重新站住了独立主权的国家之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在政治上确立了大国地位。

    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讲话,世界金融界屏息倾听,中国在经济上成为举世瞩目的国家。

    2005年以来,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人民币升值,纺织品进口配额,中海油竞购尤尼科,无一不牵动世界的神经。

    5月3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使用20多页特别报道《中国世纪》,5月30日,《谁在统治中国》再次成为封面文章;

    《时代》周刊6月号以《中国新的革命》作为封面文章;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幅报道《中国的挑战》;

    美国著名的科技学术刊物《IEEE》不同寻常地使用40页篇幅报道《中国的技术革命》。

    英特尔CEO葛鲁夫在其名著《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首创"战略拐点"(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概念,即当环境逐渐变化到某一临界状态,公司将不可逆转地兴盛或衰败。公司如此,国家和文明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华文明在十七世纪就经历了由盛转衰的"战略拐点",此后三百年中,在与西方文明的竞争中不断衰弱下去,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文明的衰落终于触底。在二十世纪的后半页,中华文明处在艰难的复苏阶段,而现在正在逐渐靠近新的"战略拐点",一个可能开创未来数百年全新发展阶段的新的起点。

    当全世界的著名人士分别拿着他们最拿手的望远镜,放大镜,显微镜和有色镜观察中国的时候,惊叹,疑问,困惑,不屑,莫衷一是。中国有一万条理由被唱衰,也有一万条理由被看好。

    中国社会的巨变,中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归根到底是中华文明被压抑了三百余年的心理能量释放的物质化过程!五千年艰难困苦所历练出的智慧,无数沧桑巨变所孕育的豁达,与贫瘠的土地和肆虐的自然无休止抗争所造就的坚韧,在和西方文明剧烈碰撞的巨大痛苦和强烈刺激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的文明因子被注入进来,一种从未泯灭的舍我其谁的豪情被激发起来。一个全新的中华文明正在蓄势待发,它应该有:在经济版图内开疆辟土的雄心,在科技殿堂里煮酒论英雄的冲动,在政治天平上平衡王道与霸道的自信,在文化与艺术的王国中追寻完美的执著。中华文明必然也必将在即将到来的"战略拐点"上勃然而兴。




    五 海纳百川,共建人类精神家园


    当美索不达米亚两河冲积平原上第一次升起了人类文明的炊烟,当苏美尔人开始在泥板上刻下第一个楔形文字的符号,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涓涓细流就开始汇集成人类文明的第一条支流。

    当天色微明,天狼星和太阳同时升起在下埃及的地平线上,尼罗河就开始了周而复始洪水泛滥。肥美的土地轻松地供养了一个富裕而充满智慧的文明,洪水后的土地测量和金字塔的建造第一次把几何学和数学融入了古埃及文明的血脉。

    当古埃及的文明随着尼罗河水浩浩荡荡地涌进地中海时,海空豁然开朗。腓尼基人商业速记的字母符号,克里特岛贸易精神,美索不达米亚丰饶物产和科学文化财富,全都汇聚在地中海东边的这一片海域。近在咫尺的古希腊一股脑地全部吸收过来,确立了以数学和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精神体系。恰如现代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所言:"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与其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

    当考古学家在波斯湾的小城巴朗的8000多古墓里苦苦寻找古印度河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迎头相遇的证据时,没有人怀疑这两种文明必然发生过某种形式的交融。古印度人在人类冥想与直觉领域的探索不经意之间成为后世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碰撞、交融、升华,西方早期古老文明的各个支流终于在古罗马汇聚成了一条波涛汹涌的文明大河。伴随着不断的征服与扩张,文明掺和着血与火迅速席卷了欧亚非三个大洲。拉丁字母依托强大的罗马国力成为近代几乎所有拼音文字的共同的鼻祖。基督教在成为罗马国教以后,逐渐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

    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建立在日趋腐朽的奴隶制基础之上罗马帝国,激烈的内部矛盾,无休止的穷兵黩武,缺乏共同文化基础的被征服民族的不满,从未止歇的奴隶起义,难以遏制的经济凋敝,表面强大实质空虚的古罗马帝国随着北方蛮族全面入侵而土崩瓦解,在几乎所有典章书籍被蛮族们付之一炬后,西方文明之火逐渐暗淡下来。

    在沉寂近千年之后,十字军东征的喧嚣再次打破文明之间相安的宁静。200年的血腥厮杀,近千年的宗教仇视,却阴差阳错地带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得水路交通之便的意大利地中海沿岸城市莫不大发战争利市。除了财源滚滚而来,更意外地得到了失传已久的古希腊的科学文艺书籍的阿拉伯文版本。文字在文明的传承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火种的作用再次被历史所证明。熄灭已近千年的古代文明之火竟被一批不起眼的书籍所重新点燃,并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近代欧洲思想家们第一次通过另一种语言来了解自己祖先的伟大文明。在如饥似渴地读完了祖先们伟大的思想之后,启蒙运动和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已无可阻挡之势冲出了地中海,奔向了大西洋。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大西洋沿岸国家迅速取代了地中海国家的势头,引领着西方文化扑向地球的任何角落。人类文明的生态环境被彻底打破了。

    当文明必然迎头相遇时,碰撞还是融合代表了不同的文明特质。

    斯里兰卡著名历史学家洛娜德瓦拉贾的看法可能代表了被迫接受文明碰撞的一方的感受。在谈到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评价时,她高度评价了"郑和碑"以及郑和访问斯里兰卡的历史意义及价值。"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却能在一块碑上以三种宗教为对象,表示同样的礼敬与尊重,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这块碑,一方面反映了郑和以及明朝统治者对各国人民的尊重以及宗教上的宽容性;另一方面则反映出,郑和一行希望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不致于受到宗教对立的影响。可以说,这块石碑是郑和以及当时明朝皇帝平等宽容精神的体现和象征,同时也表明中国当时具有极为宽广的胸怀和世界性的眼光。"

    洛娜还提到,郑和之后不久,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相继来到了斯里兰卡,与郑和的平等互利、礼尚往来完全不同的是,这些殖民者不仅对斯里兰卡丰富的物产进行血腥掠夺,而且,逼迫斯里兰卡人民改信天主教、基督教,激起了斯里兰卡人民的仇恨与反抗。

    中华文明在经历了160与西方文明的剧烈碰撞的震荡之后,终于从踉跄跌倒的地方艰难地重新站立起来了。当我们回首审视着被撞得支离破碎的文化和传统时,我们应该庆幸的是维系这一切的精神纽带― 汉字,仍然完好无损。紧紧握住这一纽带,我们不仅不会丢失过去,我们还能涉过水急浪高的未来。

    当所有人类文明的支流最终汇聚到浩瀚无垠的人类精神家园时,我们期待着一个宁静、包容与和谐之海
  • (货币战争: 主流财经杂志终于确认次级贷款风暴开始向周围扩散了.我们几个月前已经分析过Alt-A的风暴成因,但甚至是Alt-A也还只是问题的表层,次级贷款风暴与刚成型的Alt-A飓风将合兵一处,之后会以雷霆万钧的力道来震撼ABS, MBS市场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2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首当其冲的就是CDO, Synthetic CDO, CLO, CDS, 最后冲击Interest Rate Swap. 大批对冲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政府基金,教育基金将出现巨额亏损,其亏损程度将使1987年股市暴跌的规模相形见绌.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们现在其实已是一片惊慌,由于涉及资金的规模是如此的巨大,谁也不知道最后将如何收场.这将是一场超过1929年以来所有金融危机的"唐山地震",这是自然经济规律对人的贪婪欲望的残酷报复.大家将会看到所谓的"金融创新产品"是如何在金融飓风中被撕成碎片的.我们正在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将系统报道此次金融飓风的情况.请大家注意收看.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当心美国资产毒垃圾)

     

    注:次级按揭贷款是指金融机构向信用水平不佳的购房者提供的贷款,前些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带热了次级按揭贷款市场,同时也埋下了不安定因素。这不,房市的调整、利率的上升一步步把次级房贷逼到角落,摇摇欲坠的按揭市场令美国股市走低,进而连累全球股市,风暴呈蔓延之势……

      观察家认为,美国股市之所以作出如此大的反应,全球市场之所以受到程度不同的波及,是因为两重担心:房地产市场的危机是否会向金融等其他产业传导,进而危及美国整体经济的健康;而美国经济可能遭受的风险则绝对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震荡。次级抵押贷款的问题将蔓延至其他抵押贷款市场,“Alt-A”和大额抵押贷款的借款人的违约率可能也会增加。“Alt-A”介乎次级按揭与最高信用等级(A级)贷款之间。

  • 不知不觉这段时间已经转贴了很多文章过来,当然主要是留作参考,同时也希望朋友们有所了解。

    最近在看保罗.肯尼迪的著作《大国的兴衰》,是讲述15002000年世界大国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历史的一本书。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广泛论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巨著,写成于1987年,虽然如今的世界政经格局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者的很多观点也存在争议性,但是历史的演变并不能改变人类的本性,在很多方面,历史的阶段性结局也可以寻找到它的根源。因此,这本书具备极大的参考价值,让我们试着从西方人的视角,去看待近代的世界发展史。

    客观的说,历史事件之所以会成为历史事件,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欧洲在1500年以前,已经成长出多个分散的集权,但是为什么没有成就统一的王国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欧洲的地理环境。整个欧洲大陆被多个山脉和大森林分割成很多部分,形成了分散的人口中心,没有便于骑兵入侵的平原,也没有像黄河、埃及河那样广阔而肥沃的流域可以为百姓提供粮食。欧洲从南到北自西向东的气候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多样化的地形为分散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造成了适于交换的不同产品,促进的贸易的发展。而周围环海的环境刺激了造船工业。由于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可以阻碍跨地区的贸易的发展,而利益的驱使将大部分欧洲政权与银行家、军火商人、手工匠等组成的市场经济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多个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心的存在促进了军火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每只竞争力量都可以接触到新的军事技术,而没有一个政权可以具有绝对的优势。欧洲这种不断竞争的环境,相比同时代闭关锁国的明朝、被广阔国界的防御支出拖垮财政同时遭受宗教派别分裂力量的奥斯曼帝国、德川幕府时代放弃海外扩张的日本以及沙皇专制下宗教教育垄断和官吏腐败的农奴制俄国,有着巨大的优势,也为欧洲大陆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To be continued……

     

  • 股市与楼市

    刘军洛 2007年7月8日

     

    现在中国与美日欧英等经济大国的对垒中,市场的残酷性、持续性将让每一个中国家庭明白美元全球化的游戏规则。

     

    股市

    在通胀中,股市的名义价格会上升,实际价格会下降。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是在为美国的全球化战略卖命。目前推出的印花税、特别国债等无非就是绞杀股市资金与企业利润。诚然,笔者也知道中国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只是想调整一下股市上涨速度,但是这就像日本央行在1989年听从美国建议对资产泡沫来一次微调一样,其结果是日本资产价格暴跌近80%,因为日本央行没有意识到美国格老当时猛提利率自己做空自己经济。所以,这样日本央行当时原本希望的一场微调最后演变成日本金融战败。

    那么现在中国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与 1989年的日本央行水平如何,答案不言而喻。所以现在IMF、美国格老、美国财政部谈论中国股市泡沫等,中国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听后立即推出目前这些经济政策,这与1989年日本央行有什么区别。所以未来对中国股市真正致命的打击,即刻就要来了,今年8月或9月份,日本央行的加息,欧英央行的未来加息以及美联储明年的加息等等,当然这其中还有中国央行的大幅加息。

    中国股市2008年底将跌至2000点,因为中国是严重依赖美欧市场出口的增长模式。如果未来美国猛提利率,像1989年一样自己做空自己经济,那么中国企业就将遭到重创;还有中国银行体系目前大量持有的国债与央行票据等,无疑在未来上升的通胀中,国债价格下跌将导致货币收益的损失,将大量扩散到中国实体经济的每个角落。如果还不能明白中国股市现在是中国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们配合美日欧英央行屠杀中国存款的话,那么,中国许多民众必然是掏出血汗钱为美元全球化捐款。

     

    楼市

    中国楼市进入主升浪,而且会演变成疯涨。高通胀中楼市必然上升,但是最终是否会遭到严重宏观调控,那么就必须明白这里面的逻辑关系。中国楼市问题是“凯恩斯魔咒”,以前几篇笔者已谈了许多理论。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什么叫饮鸩止渴。就像几年前笔者谈论中国将被美国打成严重性流动性过剩,那么未来中国就将被美国打成人民币贬值。所以未来的过程必然是美国进入高利率、储蓄上升等。这个过程中国出口必然遭到重创。那么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是什么——楼市,而且只能是楼市,因为到时只有楼市才能大量消耗掉我们无法出口的工业制造品,诸如钢铁、水泥等。所以是到时楼市疯涨,工资大涨,福利大涨,物价恶涨。到时如果经济增长10%,通胀会增长20%。

    笔者几年前大谈中国与美国必有一场金融之战,中国必然被美国打成严重性流动性过剩,黄金价格至少3000美元/盎司等,当时笔者指出中国经济学家们如果连这些都不知,那么只能是经济极度无知。当时笔者有一句话是:美元是敌人,更大的敌人是无知。几年后的今天,如果还有中国人不认同,笔者只能是无话可说。

    近日八国集团以法国总统萨尔奇为首提出了,以新环保及劳动标准的市场准入规则,这个规则获得了美国高度认同。在1998年拒绝《京都议定书》环保协议的美国,今天态度的180度大转弯的结果是什么?再看看这两年小布什在拼命做多粮食与石油的本钱。如果中国签订这个新协议,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大量减少用煤,而大量使用石油及乙醇;如果中国不签订这个协议,那么八国集团就有权力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

    所以在中国今天成为头号美元持有者、头号世界工厂的时候,全球的游戏规则变了,笔者几年前“种桑的故事”想必许多朋友已看了,那么今后这个故事必定让每一个中国人看了都将欲哭无泪。

    难道我们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吗?以前前苏联叫我们体验了三年自然灾害,那么现在的全球规则的改变让中国人将面对未来疯涨的石油与粮食价格,所以笔者为什么在6月3日开博?因为我们正在金融战败。笔者希望能保住一个中国人的财富就是一个中国人的财富,让星星之火去反扑。

  • 亚洲金融危机十年下一棒是谁

    作者:宁南    文章来源:商务周刊 2007-7-7

      东亚经济奇迹就像一场“击鼓传花”游戏,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繁荣一棒一棒地从日本传给“四小龙”,再交给“四小虎”……直至今天,东亚奇迹完全演绎成一部“中国传奇”。6月11日,世界银行发表《东亚复兴》报告,语调继续了1993年该行《东亚奇迹》的兴奋和决断,欢呼着新的奇迹再现:“中国成为了推动这一地区发展的核心动力。”

      但是,在这烈火烹油的辉煌时刻,我们必须记起10年前的7月2日,奇迹轰然坍塌的那一时刻。那场周身通电般的金融崩溃,将《东亚奇迹》赞赏的8个亚洲“优等生”齐齐打落凡间。至今,日本仍在努力从“失去的10年”中艰难复苏,地区第三大经济体韩国还在困境中苦苦挣扎,中国台湾和泰国的表现令人沮丧。

      现在,繁荣的下一棒已经传给了中国。尽管世行再次以《东亚复兴》赋予了无上荣光,但这是不是一个“乌鸦嘴”贝利式的预言?面临经济明显过热、资产价格沸腾、人民币“天下围攻”的中国,在民族复兴梦想实现的历史关键时刻,能否躲过一场暗流涌动的危机?

      是再次成为“刀俎”下的“鱼肉”,还是让崩溃的下一棒落到“做局者”自己手中?中国能否拥有真正的奇迹,或许全在此一战。

      记者 宁南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纪念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6月21日,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举办的“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主持人举着一本1994年7月7日刊发的《远东经济评论》说道,“这是我收藏的一本杂志,封面是一头象征泰国的大象,周围钞票满天飞,情绪兴高采烈,但三年之后就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话音未落,台下爆出一片笑声。

      当主持人以“我相信中国不会出现危机”结束发言时,坐在一旁的泰国财政部财政政策研究所所长KannitSangsuphan表情甚耐琢磨。某种程度上,这里洋溢的笑声和乐观仍嫌太早,尽管风暴发生的那些残酷岁月已逾十年,但危机留下的影响和东亚奇迹道路上的宿命,依旧笼罩在东亚上空。

      宿命的东亚?

      所罗门宝瓶中放出的“魔鬼”,在前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看来,是曾被认为让亚洲国家明星般崛起的主要支柱——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与政策。

      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大政方针,国家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关键性领域,以出口为导向,人民高储蓄为主要特色的发展模式,自1960年代以来,从日本开始,在韩国和东南亚诸国迅速传播开来。其成果就是,经济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绝对贫困人数快速下降。例如,印尼人口贫困率在20多年内从1975年的64%下降到不足11%。

      显然,这是一种完全背离了“华盛顿共识”所极力推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它自然吸引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兴趣。但东亚人民依靠汗水和智慧赚来的每一分钱,最后竟然都被一只魔法之手变成了反噬的“吸血妖怪”。

      1960年代末,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出口大国,其日益上升的外汇储备在扶助其成为工业强国的同时,也见证了出口增长战略的成功之处。但从1981年开始,这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就如脱缰野马般节节上涨,1968—1989年间,积聚的贸易顺差为75万亿日元,外汇储备也从30亿美元增加到840亿美元。大量资本流入带来的信用扩张因此拉开了序幕,日本国内信贷与GDP的比率,从1970年的135%增长到了1989年的265%。

      到了此时,日本的房价和股价终于“升天”了。东京的“帝国花园”价值可以买下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还绰绰有余,日经指数1989年冲破了38000点。

      但信用扩张举办的“盛宴”在高潮中戛然而止,日本过度投资造成的国内生产能力过剩,最终在1990年导致泡沫破裂,股价和房价开始“跳水”,其中股价下跌75%,房价缩水50%以上。直至今天,日本还没有完全缓过来,而政府的负债却上升到了GDP的140%,使得日本的国家信用评级沦落到了与阿尔及利亚同等的地步。

      即便如此,“四小龙”和“四小虎”依然接过了出口导向战略的接力棒。1980年代初期,日本为了应对美国人施加的日元升值压力,开始把制造业转移到亚洲各国。不论是模仿还是承接,泰国、韩国、马来西亚以及印尼等国开始了日本奇迹的复制。

      四面八方的繁荣之花在东亚“盛开”了。1984—1996年间,泰国外汇储备由19亿美元上涨到377亿美元,韩国由25亿美元上涨到 340亿美元,印尼从50亿美元上涨到190亿美元,马来西亚从40亿美元上涨到270亿美元。无论当初这些货币进入该国的原因为何,最后资金进入这些国家银行体系后,货币供应出现爆炸性增长。

      相同的宿命再次发生,无论是资本账户顺差、贸易和经常账户顺差还是短期债务,资本大量流入引发的信用泡沫,在带来经济高速繁荣的同时,也在不断蒸发社会财富,将经济推向危险的边缘。

      1997年7月2日,丧钟敲响。泰国的泡沫首先被大鳄索罗斯击破,泰铢贬值超过50%,股市市值跌去95%。随即,崩溃瘟疫般遍染了壮观的东亚“雁阵”,风暴横扫亚洲,一直延伸到万里之遥的俄罗斯和巴西。

      1998年1月26日,一位女行政人员在香港《信报》上发表了一封给董建华和曾荫权的公开信:“原本做人好安心,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离婚后也不用为生活担心,但在短短3个月间,香港经济百日萧条,百业萎缩,无钱的没有钱花,有钱的也不敢花了。一家人安分守己20年来的积蓄好似刹那间化为灰烬……经过近期香港面对的风潮,我的心情好像被抛下大海一般沉重,从未有过这般不安的心情。”

      然而,也正是在那最悲惨一幕展开的时候,中国已经悄悄接过接力棒,踏上了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于是,21世纪初最壮阔的经济传奇,踩着与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相同的节奏,开始了新一轮高速繁荣。

      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国际贸易总额由5098亿美元上涨到17607亿美元,其中顺差由226亿美元提高到1775亿美元,外汇储备由2120亿美元上涨到2007年3月的12020亿美元。美国再也受不了中国的出口攻势,如同20多年前对待日本一样,开始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

      由此带来的信用扩张速度和巨大体量,令东亚过去经历的一切都自叹不如。此期间,中国信贷总额由11.23万亿元人民币跃升到 23.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由15.8万亿元飞涨到34.6万亿元,股市总市值由4.35万亿元升至8.94万亿元。尤其是2007年以来, A股总市值在短短6个月时间,再爆炸性上涨到17.74万亿。中国股市5年一倍的增长速度变成了半年一倍。

      6月20日,叫衰声已起。美联社以《兴旺的反面:专家警告中国可能面临日本式的债务危机》为题发表文章称,“当10年前金融风暴蹂躏着它的亚洲邻国,中国作为局外人安全地坐在旁边,它的市场和银行基本上对世界封闭,和开放经济所经历的动荡是隔绝的。但今天中国成熟到自己也能产生危机了,同1990年代早期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类似,而且能产生巨大的全球影响。”

      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全世界都盯着中国,是念动咒语将“魔鬼”收回宝瓶,还是13亿国人辛勤收获的财富被“魔鬼”生生吞去,继续一场以奇迹开场、以悲剧收尾的咏叹调?

      美元“魔法”

      现在,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经济学家,异口同声都要把出口导向发展政策吊上十字架。但这就如同辛勤的老农把粮食的贱价归因于手中的农具太有效率一样。事实上,出口导向只是一件政策工具,只能决定产量,而无法左右价格。

      从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来看,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英美,还是战前战后的德日,在国家崛起的道路上,无一不是依靠强大的国际贸易,通过持续不断的出口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相反,纵观近代史以来的文明世界,没有哪个国家靠着国内消费实现了现代化和强盛。而出口导向政策在东亚地区的流行,与其说是一种选择,还不如说是一条任何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因此,东亚的宿命并非出于道路选择的失败,而是在通往国家成功的道路上,遭到了既得利益者控制的现行体系太多的盘剥、欺诈甚至恶意攻击。这其中最神奇的莫过于美元“魔法”,因为这种绿色的印刷品能够肆无忌惮地控制价格。

      货币本质上只是一种价值测算的度量衡工具,最重要的特征应该是中立、恒定,不以银行家的贪婪为转移,不以政府的喜好而左右,不以垄断利益集团的诉求而涨落。但在历史上,这一切只有自由选择而来的黄金和白银做到了

      在金本位制的货币体系下,全球所有主要贸易国家均以一定价格盯住一定数量的黄金,造成这些国家的货币一直都维持固定的汇率。金本位制以一种自动的调整机制,防止了各国贸易账户失衡的问题。顺差国因为积累了更多的黄金,会在该国银行体系创造更多的信用扩张,在促进繁荣的同时也引发通胀,物价上涨导致该国贸易竞争力下降,出口下滑、进口上升,黄金开始外流;而逆差国则相反。在金本位制下,政府是不敢轻易像现在的美国这样搞预算赤字,因为那会形成贸易赤字和黄金外流,导致痛苦的萧条。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金本位制最接近的替代品。二战后,美国为了自己掌控的资本主义世界有一个稳定的金融和贸易体系,以1盎司黄金35美元的固定价位,为日德诸国创造了通胀几乎为零的“黄金”发展环境。

      然而,美国发现,“铁面无私”的黄金度量衡让竞争处在了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其他国家通过更勤劳的工作,获得了远远超过美国的竞争力,财富开始向德日这些国家转移。1960年代后期,许多国家把挣来的美元储备滚滚洪流般从美国联邦储备局设在诺克斯堡的金库中换回黄金,华盛顿彻底不愿意继续充当“雷锋”了。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停止美元对黄金的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当美国不再信守美元兑换黄金的规则时,过去能够防止持续失衡现象的调节机制失去了作用,而那些能够让美国贸易赤字不断接受检验的限制条件,也好像变魔术似的消失了。这个国家不再需要以黄金作为进口的支付手段,甚至不再需要以黄金作为美元的支持。

      或者说,从此以后,美国就能以没有任何支撑的美元和美元计价的债券作为进口支付手段,享受其他国家人民通过辛勤汗水制造的消费品,而换回一堆自1971年完全脱离黄金后、其购买力已经下降了94.4%、1美元只值1970年代初5.6美分的绿纸。

      掩藏着人类最不公正交易的美元纸币本位时代,就这样悄然来临。流通中的美元数量开始爆炸性增长。目前美国累计的经常账户赤字已超过3万亿美元,当大量美元进入那些与美国保持大量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金融体系后,就等于开启了没有控制、没有极限的信用创造“魔瓶”。

      这种信用创造和扩张以纸币储备为支撑,随即产生了遍及全球的信用泡沫,其特点就是流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经济持续过热、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膨胀的景象,并成为投机者的天堂和一国经济的屠场。

      特别是在一个价值尺度不停变化和缩水的“美元魔方”中,美联储不再受困于黄金的束缚,而可以像黑社会老大一样,按照自己的利益随意给美元的买家和消费品卖家更换秤砣。

      不幸的是,东亚奇迹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已经处于货币“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

      1961年,天才的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埃夫在《财富》杂志上前瞻性地描述了美国赤字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的致命危险:“国际货币体系功能已经降低为小孩子的游戏,而当这场游戏的每一个回合结束后,赢家就要把他们的弹珠归还给那个洋洋得意的输家(美国)。”

      “游戏的过程是这样的,当美国相对其他国家出现贸易逆差,就会支付美元,而接受这些美元的某国国民会把美元卖给该国的央行,以换回本国的货币。接着该国央行又反过来把这些美元重新投资到美国。

      于是,一方面美元换成本币使该国的货币供应扩大,另一方面,该国央行把美元重新投资回美国,继续支持美国赤字增长。如此一来,亚洲金融危机中,危机国货币供应泛滥引起的超级通货膨胀,制造者不是来自“四小龙”或“四小虎”自己,而是远在华盛顿美联储地下室里24小时不停工作的印钞机。

      让我们听一听凯恩斯1919年在《和平的经济后果》针对通货膨胀所说的真话吧,“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没有任何手段能像它(通货膨胀)这样如此隐蔽和可靠地来颠覆现政权了。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

      至于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牺牲者,可能永远也不知道,1997年“罔顾左右而言他”的格林斯潘,早在1966年在其还没有美联储主席头衔时发表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文中,曾说过一段诚实得令人震惊的话:“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将没有安全的财富栖身地。这就是那些福利统计学家激烈反对黄金的秘密。赤字财政简单地说就是没收财富的阴谋,而黄金挡住了这个阴险的过程,它充当着财产权的保护者。如果人们抓住了这一核心要点,就不难理解有人对金本位的恶意诽谤了。”

      在这样一个现有体系中,显然,东亚的宿命几乎就是设计好的一场局,虽然在一开始,设局者并没有明确把矛头指向这些具体的国家。

      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

      1998年4月6—25日,在亚洲金融危机依然肆虐的时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李晓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易纲、南方证券副总裁牛仁亮和中行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鄂志寰等人组成的“亚洲金融形势考察团”,踏上了对泰国、新加坡、印尼和韩国的考察道路。

      因为危机期间中国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援助,泰国、印尼和韩国也给予考察团毫无保留的情况介绍。但是考察团尽力收集到的全部谈判文本中,唯独缺少了三份文件,这就是三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签订的秘密协议

      《商务周刊》调查的结果显示,每一份文件,至今直接阅读过的人不超过9个。之所以如此,缘于此文件对三国来说,都是近乎于当年鸦片战争中《南京条约》那样的“城下之盟”,永远属于民族的奇耻大辱。

      尽管不知道三份秘密文件的具体内容,但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位因为说了太多真话而在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指示下被“强制退休”的经济学家,通过2000年4月《新共和》上发表的一篇《内部人:世界经济危机中我所知道的一切》,让我们知道了IMF和世界银行到底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干了什么。

      “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IMF和它的控制者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

      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现,所有的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在等待IMF援手时都接到了同一份清单:首先是私有化,要求受援国将金融业、电信业、公用事业等国家战略产业彻底开放;其次是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国际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再次是市场定价,IMF会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资金四散奔逃,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收购;最后是自由贸易,控制一国市场的机会向外资全面敞开。

      更为困惑的是,这位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转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后发现,IMF和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上推行的政策,恰好与其国内政策追求相反。他写到:“我们在国内反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私有化,然而我们却在国外提倡它;在国内我们反对平衡预算疗法,因为这会限制我们在经济下滑时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但在国外,当其他国家陷入衰退时,我们却强迫它们使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在国内,我们通过破产法来保护债务人,并且给予他们一个全新的开始,但在国外,我们把破产视为对贷款合同的肆意挑衅;在国内,我们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并不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却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

      斯蒂格利茨最后在参与亚洲金融危机救助工作中发现了这其中的秘密:一个或隐或现、节奏匹配的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指挥着一切。当美国财政部指导着IMF组织的国际金融体系踹开一国市场大门后,华尔街上的金融公司就开始拥有了永远赚不完的钱。

      “资本流入时,它们能够赚钱;接着,通过向东道国提供怎样管理资本流动的咨询服务,它们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当这些国家陷入危机后,它们通过重建方面提供的建议,还是能够赚取更多的钱;当泰国等国在美国财政部和IMF催促下将陷入麻烦的公司拍卖时,它们就以低价购买危机国家的公司;有时它们在购买之后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而是等到经济恢复时,再把这些公司回售给泰国人。因此,无论情况如何变化,华尔街总是能够赚钱。”

      在他看来,与危机国签订的协议背后拥挤了太多的利益,“尽管我们对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将带来怎样的不稳定心知肚明,我们迫使外国开放它们的资本市场,让我们的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进入这些市场,因为华尔街想要这样,而且华尔街想要的比它们可能获得的还要多。”

      如果你认为斯蒂格利茨说得太多了,那我们听听美国顶尖的贸易理论自由派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的判断。这位前关贸总协定(GATT)总干事阿瑟·邓克尔的经济政策顾问,积极为WTO推动自由贸易做理论准备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6月7日再也看不下去来自华尔街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过于活跃的身影。

      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提到:“我依然不明白的是,尽管与前任相比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但保尔森继续要求中国进行金融改革,这有什么意义?在这件事上,中国人一定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做出决定,他们会对自己的利益进行评估。为什么保尔森对此这么感兴趣?这可能就是被我称为‘财政部—华尔街联合体’的一部分。但对高盛有利的也会对美国有利吗?更贴切地说,就会对全球经济有利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在他看来,太多的美国财政部长认为他们是华尔街的部长,“华尔街之所以对华盛顿具有超凡的影响力,原因很简单,趣味相投、地位显赫的各界名流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大多来自华尔街、财政部、国务院、IMF以及世界银行等著名的机构”。

      这当然是公开的秘密。例如,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来自高盛,现在又去了花旗;阿特曼来从华尔街来到财政部,接着又回去了;老布什的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现在重操金融旧业;前世行行长沃尔芬森原本就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保尔森的前任约翰·诺斯现在掌管全球领先的私人投资基金 Cerberus资产管理公司;刚刚履任世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前一个身份是高盛集团副董事长,更前一个是美国副国务卿……更不用说现财政部长保尔森的高盛前董事长身份。

      斯蒂格利茨曾经愤懑地指出,冷战后,全球领袖的权杖落到了美国手中,可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美国政府并没有令全球信服的新眼光,但华尔街有:它们看到了更多的赢利机会,在它们看来,政府应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帮助它们打开海外市场入口,而美国政府在海外推行的政策框架就是要能够帮助华尔街向海外大举扩张的框架。

      对此,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切已经给予了完美诠释,而资产价格膨胀、人民币“天下围攻”的中国,已经被瞄准为最新也可能是最壮观的华尔街“盛宴”。

      又是IMF走上了前台。6月15日,IMF通过了《对成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根据该法律框架,IMF无须证明一国是否存在操纵汇率的主观故意,只要其政策造成“汇率根本性失衡”或“大规模、长期的经常账户逆差或顺差”的后果,IMF就可以认定该国操纵汇率。6月20日和25日,中国人民银行罕见地一周内两次表明其“保留和遗憾态度”,向IMF提出抗议。

      但保尔森坚决支持IMF。他说:“这一改革将允许IMF对一些领域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例如不够灵活的汇率。”显然,华尔街和美国财政部已经相信,该是祭出IMF这个“法宝”的时刻了。

      中国躲得过金融危机吗?

      老实说,一年来,承载着美国整个金融服务业期望的保尔森干得不错。例如,凭借当初作为投资银行家访华时积累的个人关系,保尔森一手促成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在刚刚结束的第二轮对话中,QFII投资A股的额度从100亿美元提高到300亿美元,中国承诺简化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审批程序,允许外国证券公司扩大在华业务,包括自营业务和基金管理业务,取消QDII在海外投资限制等等。但这些显然远远无法满足华尔街的欲望。

      因为,中国财富大门向华尔街洞开的钥匙藏在人民币汇率之中。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的对华强硬派人士莫里斯·戈尔德施泰因做过一项测算发现,人民币快速升值对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影响微乎其微,他指出:“人民币在美元贸易加权指数中的权重只有15%。即使人民币升值20%,也只能使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减少约500亿美元,而去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500亿美元。”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还如此大力强调人民币快速升值呢?一位经济高层人士告诉《商务周刊》,“美元和美国国债对中国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人民币脱离过度膨胀的美元是迟早的事情。之所以要渐进、主动和可控,完全在于我们不希望中国人辛勤劳动换来的财富,像亚洲其他国家那样,因为汇率大幅升值带来的波动‘装进’别人的口袋。”

      但对美国而言,只要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就等于为全世界美元滋生的超量流动性找到了泄洪阀。一旦大量资本能够涌进中国,仅有的资本管制被冲垮,只是一个技术和时间的问题。于是,一场1990年代初日本金融败战将“完美”地复制到中国,华尔街将依靠人民币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踹开中国金融市场大门,把美国的资产泡沫倾泻给原本虚胖的中国金融机构和国民,而后等待一场金融危机带来的萧条,廉价收割中国资产。

      不过,对华尔街代表的美国而言,这个计划最大的弱点是时间。因为只有足够快地打开中国金融大门,才能在美元体系被天量增长的赤字和债务压垮前找到“替死”的生机。

      从1913—2001年,美国87年来一共积累了6万亿元的国债,而从2001—2006年短短5年间,美国国债又增加了3万亿美元,至8.6万亿美元,仅付息每年就高达4000亿美元。如果再将各州与地方债务、国际债务和私人债务加起来,美国总债务高达4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人人均 15万美元的债务。如此庞大的债务每年需要付息2.2万亿美元,几乎等于美国联邦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这也是为什么美联储青睐低利率政策的关键所在。

      在这样的巨大债务下,1美元的真实价值正在迅速接近1美元钞票的印刷成本。当看穿“皇帝新衣”的人越来越多地发现美元其实只是一堆废纸的时候,美元本位制将会遭到致命一击

      5月19日,美国“股神”沃伦·巴菲特突然对珠宝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美联社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宣布了收购Bel-oro国际有限公司和Aurafin公司的计划,收购交易完成后将合并为Richline集团,成为美国最大的珠宝供应商。事实上,这位被誉为最爱国的投资家早在 1999年初就买入了1.3亿盎司的白银,最多时其头寸占到市场总持仓量的25%。至于被尼克松“废黜”的黄金,已经从1盎司35美元飙升到今年5月18 日的661.75美元。

      令人庆幸的是,中美的争夺暂时陷入了一场僵局。正如劳伦斯·萨默斯所说,“如果中国停止平均每星期几十亿美元国债的购买量,美国经济就会有大麻烦,但是中国经济由于向美国出口萎缩也会有大麻烦。”事实上,如同当年美国和前苏联在冷战中因为相互担心核武器而维持和平一样,中美陷入了一种“金融恐怖平衡”的状态。

      但是,需要清醒的是,债务悬河下的美元危机并不代表更多的危险在美国方面,如果中国不能坚持自己的思路处理好人民币汇率问题,别人的风险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中国的风险。

      现在,中国的决策者已经把改变自己被动局面的宝押在了内需上。然而,2006年年底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出口额总量上接近,但出口 27.2%的增长速度与消费品零售13.7%的速度之间,有着太大的差距。因此,依靠扩大内需改变贸易结构的失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于提高民众收入,在资产价格已经膨胀的今天,民众工资上涨的速度能否抵挡通胀的价值侵耗速度,唯有天知道。

      因此,尽快增强中国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是开发内需长远战略基础上的当务之急。

      首先,必须改善储备资产的结构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公开指出:“近期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价格的急剧上涨,其本质就是美元贬值。弄得不好,几年之后可能导致出现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局面。最近,日本官方和民间一齐动手,加紧储备稀有金属,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据有关资料报道,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中2/3以上为美元资产,黄金储备只有600吨左右,占全部外汇储备的比例仅为1.4%;而美国黄金储备超过8000吨,占其全部外汇储备的60%以上;德国黄金储备3433吨,法国2945吨,意大利2451吨,均相当于其全部外汇储备的50%以上。一旦发生美元急剧贬值的情况,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将大幅度缩水,国民经济将遭受沉重打击。

      其次,决策层和监管部门需要建立金融风险防火墙。严格监管外资银行通过银行支票、银行票据、信用卡、房地产按揭贷款、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金融衍生产品等多种方式直接介入中国的货币发行领域,在中国制造和恶化资产泡沫。尤其严加防范中国境内一切与外资银行签订的金融衍生合约这种“资产泡沫放大器”。

      4月份,中国突然抛售了58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是7年来美国国债遭遇的最大规模抛售。纽约市场即刻有了反应,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利率)猛然超过5%,创下2002年以来的最高值。于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基米特匆忙赶往中国,“拜托”中国不要出售美国国债。

      6月23日,韩国《朝鲜日报》以《中国不甘示弱的反击力》为标题报道了这个消息:“美国强行展开贸易报复措施的同时,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但中国也具备不甘示弱的反击力。”

      类似这样你来我往的争斗,还包括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在私募基金“黑石”上的投资。一方面,中国利用外汇资金向美国企业投资,可以将美国企业的利润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美国投机资本完全可以利用中国提供的“弹药”回头暴炒中国资产价格。

      未来,这样的争斗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但现在,令人最担心的还不是中国决策层的智慧。一位曾经身居金融决策高层的领导在采访中向《商务周刊》说,“建行上市前引进战略投资者,宁愿以低价向外资银行转让大份额的股权,也不愿意高价让中国人寿这样有实力的国内金融机构进来。甚至已经得到了高层同意,最后还是遭到了抵制。为什么?”

      随后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上市,同样是沪港两地IPO,H股发行数量大而且价格低,A股则数量小而且价格高

      “如果说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A股发行数量小,是因为当时国内股市低迷担心压垮大盘。但此后国内股市明显好转情况下,工商银行和中信银行同时A+H发行上市,为什么仍然是H股价廉量大,而A股量小价高?”他给《商务周刊》的一份数据显示,工商银行H/A股比例是2.7倍,中信银行是2.4 倍,交通银行是72.3倍,中国银行是2.8倍。

      “堡垒最容易在内部攻破,这应该是中国最不能接受的失败,也是我们最应该防范的失败。”在他看来,在金融安全这条战线上,不仅要防范金融腐败,更要防范一切国内金融利益集团与国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利益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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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战争》——货币战争?

    管清友

     

    1.这本书可以看作是达芬奇密码之货币版,可以当学术著作读,也可以当小说看。

    2.现在看来,我们(可能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对货币的理解还相当肤浅。

    3.我的老师张宇燕教授对此书的评价最为中肯,除此之外,目前为止,我找不到更好的评价——这是我一口气读完的书。我希望这本书中的故事都真实可信,因为他们印证了我历经多年形成的一个观念,即谁控制了货币谁就能支配一切。同时,我也希望作者讲的故事纯属臆想,因为这样我们便可以坚守住以往的信仰,即人类大致生活在一个诚实的世界中,没有被一小撮国际银行家玩弄于股掌。

    4.如果货币战争确有其事,我们如何防御?如何打一场现代化条件下的货币战争?

     

    全球流动性过剩,日元套利交易或成金融危机导火索?

     

    管清友

     

    不管历史怎样重复上演,谜底总让人感到似曾相识。不管是中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二,还是泰国一日新政所导致的股市暴跌,乃至十年以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我们似乎总能隐隐感到一只黑手的影子。

    那些国际投机资本总能出入于无形之间。我们明明知道它的存在,却很难寻找它的踪迹。我们明明知道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它们在全球各个市场追逐投机利润,却不知道它会在何时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我们明明知道它们的投机链条:国际经济失衡——全球货币超发——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投机资本活动频繁——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全球股市走牛——各国出台紧缩货币政策——资金撤出东道国市场——在动荡中炒作某国货币——某发展中国家出现货币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却不知道这个链条会从那里断裂。这正是国际投机资本的可怕之处。

     

    日元套利交易何以可能?

    227中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二让投资者着实尝到一把股灾的滋味。春节之后的开门红让更多的投资者看好后市。然而仅仅是春节后的第二个交易日就出现了暴跌,可谓冰火两重天。从时间顺序上,在中国股市暴跌后全球主要市场股市均有较大幅度下跌。据悉,日本国内一些媒体在全球股市暴跌后即指责中国股市导致了全球股市的下跌。而中国有些媒体则在其后刊出文章认为日本央行提高利率导致日元套利交易平仓是中国股市和全球股市出现暴跌的导火索。

    日元套利交易也称为日元携带交易,其本质是投资者利用日元与其他外币的利率差来获取投机利润的行为。目前日元利率为0.5%,美国和欧元区的利率分别为5.25%3.5%,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利率更高,这就给投资者低成本借入日元以买入其他外币资产从而获取更高收益提供了机会。从道理上讲,任何一国对利率的调整都可能导致资本流向的重大改变。发生货币金融危机的诱因总是存在的,但危机是否发生还要看该国经济基本面状况和投资者对该国的信心。

    由于日本借口国内物价没有上涨而迟迟不肯加息,继续维持零利率政策,与美元、欧元、英镑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元出现加速下跌趋势。因而,日元一直充当国际借款机的角色,低成本的日元使日本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的重要来源地。据估计,目前活跃在亚洲国家股市的投机资本大约有1/3以上来自日本,规模在数十万亿日元,这些资本主要投向中国、韩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

    随着日本经济的好转,日元升值趋势明显。20072月中旬,野村证券发布的报告指出,日本四季度GDP增长率高达4.8%,远远高于先前3.8%的预期。出口强劲、公司服务物价指数的大幅上升。这些数据进一步提前了投资者对日本央行的加息预期。投资者担心日元与外币利差反转,因而这些投机资本大量回流到日本。庞大的资金流动必然引起东道国资本市场的强烈震荡,加上这些国家股市具有内在调整的要求,股市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出现暴跌、超跌。多米诺骨牌倒下,全球股市血流成河。黑色星期二当日,上海股市跌去8.8%。其后,美国道琼斯则在当日跌去了3.3%,欧洲股市在当日跌去了2.6%,中国香港跌去了1.8%,韩国也下跌了4%。新加坡股市在星期三上午一开盘就下挫了4.82%。澳大利亚则在星期三上午失去了3%的市值。这些投机资本就像冲进瓷器店里面的强盗,他们拿走的少,打碎的多。日本股市也不能幸免,当日微跌了0.5%,但在星期三上午则下跌了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