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安琪学习日志

据产生现金流的证券化资产的类型不同，资产证券化可分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ortgage-backed securitization，简称MBS）和资产支撑证券化（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简称ABS）两大类。其区别在于：前者的基础资产是住房抵押贷款，而后者的基础资产则是除住房抵押贷款以外的其他资产。
MBS是资产证券化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证券化类型。它是以住房抵押贷款这种信贷资产为基础，以借款人对贷款进行偿付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通过金融市场发行证券（大多是债券）融资的过程。
一方面，MBS可以把银行等金融机构持有的流动性较低的长期住房抵押贷款转化为流动性较高的证券，这极大地改善了这些机构的资产流动性。而且，如果MBS选择的是表外融资形式，就不会增加这些机构的负债率，还可以释放资本金。因此，这种证券化产品很受金融机构的青睐。另一方面，由于MBS的基础资产是违约率较低的抵押贷款，现金流量比较稳定且易于预测，因此市场投资者也很喜欢这种投资工具。
ABS是以非住房抵押贷款资产为支撑的证券化融资方式，它实际上是MBS技术在其他资产上的推广和应运。由于证券化融资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基础资产能够产生可预期的、稳定的现金流，除了住房抵押贷款外，还有很多资产也具有这种特征，因此它们也可以证券化。随着证券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证券化市场的不断扩大，ABS的种类也日趋繁多，具体可以细分为以下品种：（1）汽车消费贷款、学生贷款证券化；（2）商用、农用、医用房产抵押贷款证券化；（3）信用卡应收款证券化；（4）贸易应收款证券化；（4）设备租赁费证券化；（5）基础设施收费证券化；（6）门票收入证券化；（7）俱乐部会费收入证券化；（8）保费收入证券化；（9）中小企业贷款支撑证券化；（10）知识产权证券化等等。而且随着资产证券化技术的不断发展，证券化资产的范围在不断扩展。

 【内容提要】李斯特作为一个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十分注重文化和精神的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而赋予了经济伦理比英国古典经济学更为重要的意义和地位。李斯特并不否定个人动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认为应将个人视为“道德人”而非“经济人”，因此，经济伦理的出发点是作为一个实体的国家而非原子主义的个体，其基础是爱国主义。李斯特的这些观点与斯密的世界主义是迥然不同的。李斯特的经济伦理思想独树一帜，对于我国经济伦理的建设，以及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仍有借鉴意义。
【关 键 词】李斯特/经济伦理思想/爱国主义/斯密学派/经济人/道德人
【 正 文 】
弗里德利希·李斯特是一位在经济学说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经济学家，是历史学派的先驱者。这位活跃于19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学家的主张，与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说有很大的差异，其哲学基础、研究方法、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都有自己的特色，他的一些著作就是针对斯密、李嘉图及其在美国的门徒提出的批评。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反观19世纪的经济学说，马克思、斯密和李斯特三派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他的学说不仅对于德国，而且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具有广泛的影响，对于制度主义学派的影响尤其深刻。在近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李斯特的学说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些西方学者甚至预言，金融危机的出现以及西方国家对付亚洲和俄国的危机所实行的以斯密学派的理论为出发点的政策的弊端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来临，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经济问题日趋尖锐化，21世纪即将出现斯密学派和李斯特学派的大辩论。（注：《马克思，斯密，或是李斯特？》，美国《民族周刊》1998年10月5日。）因此重新研究李斯特的经济思想， 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拟从经济伦理的角度，对李斯特的学说作一分析。
就经济伦理的角度而言，李斯特的学说与斯密学派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经济伦理思想的要旨是把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反对斯密主义的个体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一论点是通过对于文化和精神的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说明而加以论证的。因此，我们将从经济与文化、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考察。
一、李斯特论经济与文化、物质和精神关系以及经济伦理的地位
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李斯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力图将经济现象从整个社会现象中剥离出来单独加以考察的做法不同，十分注重文化和精神的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而赋予经济伦理比英国古典经济学更为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李斯特强调社会发展中经济因素和文化的因素、物质的因素和精神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大的演进中，究竟是物质力量超过精神力量的作用还是后者的影响超过前者，究竟是社会力量支配着个人力量还是后者影响了前者，这些都是不容易肯定的。但是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是互相起着作用与反作用的，结果这一组力量有了增长时即足以促使那一组跟着增长，有一组力量有了削弱时，另一组也难免不被波及。”（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50页。）在李斯特看来，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他在《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把生产力的发展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而各个不同的国家由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历史与文化传统不同，精神因素与物质的因素、文化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呈现出不同的状况。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是存在的。
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用了很大的篇幅，通过对近代欧美各国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以及对不同的国家经济兴衰的分析，来论证这一观点。比如他认为，威尼斯的富强是由于“奋发有为，热爱自由”的精神所致，而后来的衰落则是由于不求进取、安于现状的精神所致。汉撒同盟的兴起源于其勇敢气质、冒险精神和团结意志所激发的力量，而其衰落则是由于各城市之间的互争优势，为了自身的小范围利益而争胜，使竞争观念超出了团结精神。在分析德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时，他认为：德 国人的品质“热爱的是勤劳、秩序、俭约和节制，他们对于研究工作、对于各种事业，富有忍耐与不屈不饶精神，有诚恳的力求改进的精神，相当地有道德心与审慎周详的态度。”“在别的国家，高度的精神文化总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而德国则情况相反，它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事前的智力发展的结果。”（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76页。）这表明了德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即整个来说，德国的文化是理论性的，德国人的特性中有许多不切实际的特征，但是也说明了经济和文化是相互作用的，不能离开文化的因素单纯地考察经济。
对于文化和精神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在他所提出的“生产力”的概念之中。李斯特认为，不能把经济归结为现有的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不能把“财富”和作为财富产生的原因的“生产力”混为一谈。他尤其反对把经济学视为“交换科学”的那种“物质第一主义”。在他看来，“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118页。）作为财富的原因的生产力， 既包括“物质资本”形成的生产力，也包括“精神资本”形成的生产力。精神资本是长期历史形成的科学与艺术、智力培养、道德品质、国家与社会制度以及许多世代的发现、发明和改进的积累的结果。据此，李斯特反对斯密和萨依把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精神劳作排斥在生产力之外，并称之为非生产性劳动的主张。他认为，像教师、音乐家、医师、法官、行政官员等也是生产者，他们“多么有助于一国生产力的发展”，（注：《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体系》，第35页。）他们创造的不仅是文化价值，而且是一种生产力。他们之所以成为生产者并不像萨依所说是因为他们的劳作也会获得交换价值，取得物质的报酬，而是因为他们，“有些能够使下一代成为生产者，有些能促进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质，有些能提高人类的精神力量，有些能使病人继续保持他的生产力，有些能使人权和公道获得保障，有些能确立并保护公共治安，有些则由于他们的艺术给与人们精神上的愉快享受能够有助于人们生产情绪的高涨。”（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127页。）
对于文化和精神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重视，是李斯特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在李斯特看来，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诸多的文化因素主要有三项：一是智力的因素；二是精神和道德的因素；三是法律和政治的因素，即制度的因素。
对于智力的因素，李斯特是相当重视的。在他看来，如果说在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下，人的智力根本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的话，那么，工业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状态下，在迈向成熟的工业化的过程中，智力的因素就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发明时代”，知识“越来越专业化”，所有学科，尤其是那些可以运用于工业的知识领域，正在取得飞速的发展。而科学越向前发展，节约劳力和原材料的新发明、新产品、新工艺就会不断涌现，这时，从事工业的人的成功就“取决于科学知识和作为科学进步的新发现”。（注：《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体系》，第66页。）从整个社会来看，智力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了。
但是，智力的因素有待于精神和道德的因素来激发和引导。为此，必须借助于制度的因素。他在总结欧美各国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普遍的历史的教训时提出：“不论何处，不论何时，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财富就随着这些因素而增进或减退；但是个人的勤奋与节俭、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98页。）在他看来，“历史到处向我们指出的就是社会与个人力量及条件之间起着交互作用的动人过程”。（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96页。）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环境对于个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品质都有深刻的影响，制约着个人的精神和道德能否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无论公民个人怎样地勤奋、俭约、富于创造力和智慧，也无法弥补制度的不善所造成的对生产力的发展的制约。历史教导我们，“个人生产力的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得来的”。所以，凡是先天禀赋不薄，具备发展经济的各种资源的国家，必须按照他们的发展程度来改进自己的制度。
李斯特对于制度因素的重视，其着眼点是激发精神和道德的因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管理能够消除狂热、迷信、懒散、无知和浪费行为，废除特权和有害的制度，改进教育，促进自由，提高道德水平”（注：《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体系》，第41页。）。然而，在他看来，制度的改进，又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 和道德状况密不可分。此外他还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基本的条件中，有些条件（如技术知识等等）是比较容易改进的，有些条件则是比较难以改进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人民方面刻苦耐劳精神、重视公道精神，以及文化教育和道德的缺乏”。因此，李斯特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精神工作与物质工作之间的关系，重视两者的相互依存，尤其要重视精神和道德的作用，重视发挥精神生产者的作用。因为精神生产者的任务在于，“促进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识，在于扩大自由权，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于对内巩固人身和财产安全，对外巩固国家的独立主权；他们这方面的成就愈大，则物质财富的产量愈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物质生产者生产的物资愈多，精神生产就愈加能够获得推进。”（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 140页。）
对于精神生产的重视，对于精神和道德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重视，对于制度的重视，使得李斯特给予经济伦理以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经济学说，对于包括制度理论和个体伦理两个方面在内的经济伦理问题作出了系统的论述。
二、李斯特经济伦理思想的要旨
作为一个支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对于个人的经济动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离不开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上进心”和“争胜心”的。他在分析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指出，像艺术上、工业上的进取精神，财富上、事业上的争取成就、出人头地的热烈愿望，航海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冒险精神等等，都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而进取精神的衰退和竞胜心的丧失则会导致经济的萎缩。
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他还专设一章讨论消费诱因问题，提出，消费诱因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生产力的形成诱因。这种消费的诱因往往是出于“要想置身于上流社会”的动机。这种动机的具体表现是对于占有某些消费品有关的“荣誉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经济动机。此外，那些单靠私产生活的人，“他的活动无非是对他的收入进行保存、增进和消费”，其动机的经济性质就更加明显。这些动机在李斯特看来对于精神和物质的生产都具有推动的作用，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消费的动机支持了社会上的各行各业，尤其是物质的生产；第二，保存或增加社会的物质资本；第三，他的消费在生活上的表现足以激起社会上的竞胜情绪。所以，在李斯特看来，“巨大财富的占有，以及与这一点结合在一起的体面外表与生活作风对于文明社会也会发生鼓励作用。”（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257页。 ）甚至可以说，“社会大部分的生产力就是因这种诱因而产生的”。（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257页。）
李斯特的分析与斯密的观点十分相似。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人本身有一种“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种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是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这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本文简称《国富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中译本，第314页。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还将增加财富的经济动机与人们普遍具有的竞胜心和虚荣心联系在一起，认为“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这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耻，正是这一点。使财势巨大成为人们羡慕的目标，并在人类的见解中足以补偿追求它时必须忍受的一切辛劳，一切焦虑和一切苦行……为了取得它，宁可永远丧失一切闲暇、一切舒服、一切无忧无虑的保证。”（注：《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61页。）总之，“正是由于我们有钦佩富人和大人物、从而加以模仿的倾向，使得他们能够树立或导致所谓时髦的风尚。……甚至他们的罪恶和蠢事也成了时髦的东西。大部分人们以模仿这种品质和具有类似的品质为荣，而正是这种品质玷污和贬低了他们自己。”（注：《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75页。）
但是，李斯特毕竟不同于对虚荣心和利己心作出无条件肯定的孟得维尔。他认为，对各种经济动机需要作出具体的分析，进行不同的评价，对于不同类型的动机分别对待。首先是强调财富的占有必须是基于合法的手段，否则就不能予以肯定。他说：“如果大宗财产是由侵占、勒索或欺骗而来，或者关于财产的占有与享受不能公开显示，那就情况不同，就不能发生这里所说的鼓励作用了。”（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257页。）此外， 在李 斯特看来，对于财富的追求必须与为后代发展经济与文化的进取心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财富欲和享乐欲。他在分析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经济发展史时指出，他们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财富，但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财富的态度却是不可取的。“这是在浪子手里的财富，是中了头奖得来的；而在英国人手里的财富则好比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家长辛苦聚集起来的。前者是暴发户，浪费过度，任意追求奢侈享乐，可能一时看上去似乎比后者值得羡慕，但是财富在他的手里只是供取快一时的手段，而后者则把财富看作主要是为后代争取精神与物质幸福奠定基础的一种手段。”（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56页。）只有这后一种动机才是值得肯定的。
就对经济动机的肯定而言，李斯特与以斯密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有一致之处。但是，在李斯特看来，个人的经济动机不能成为经济学的出发点，也不能成为经济伦理的基础。在他看来，作为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的不是个人的经济动机，而是公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这是李斯特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
在李斯特看来，以斯密为代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把个人的经济动机的作用无限地夸大，而导致一种“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力量联合在更大关系中的作用一概不顾，只是把人类想象成处于没有分裂为各个国家的情况下与社会（全人类）进行着自由交换，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考虑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私人事业。”（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152页。）
为了论证这一主张，李斯特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一些基本的前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
首先，李斯特对基于原子主义的个体主义方法进行了批评。原子主义的一个特点是把社会分解为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人，把个体视为一个自足的个体，并且以此出发，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把它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逻辑起点，也作为经济伦理的一个出发点。斯密主义在美国的一个代表人物库伯甚至由此推论，所谓国家“只是一种拟人化的道德存在——一种文字称谓而已”，只是人们的想象，只是一个“字面上的创作”。李斯特对此提出了辩驳，强调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是真实存在的真正的实体，而“个人都是他所在的国家的一个成员”。“国家介于个

最近看了宋鸿兵写的《货币战争》。虽然一开始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以看小说的心态来看这本朋友推荐的书的。但是看过发现，自己还是很有收获，也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作者的观点。由于之前刚刚读过了《伟大的博弈》，一本关于华尔街发展历史的书。而看《货币战争》的时候，也能把其中的很多内容与《伟大的博弈》中提到的历史联系起来。如果说《伟大的博弈》讲的是华尔街如何从一个野蛮、糟乱的市场一步步的在科技进步、政策影响、历史事件以及利益相关者为了共同利益而自我约束、规范市场的多方影响下，发展到了今天的局面，那么《货币战争》更多讲的是从十九世纪欧洲银行家一步步发展壮大到操控政治、经济的走向，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故事。比如这些财团与美官员串通成立了私有的美联署，使得美国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当政府需要发行货币则必须将美国公民未来的税收抵押给美联署，向其贷款，而为此要支付庞大的利息。美联署要做的只是印钞票，再坐收利息。此外，几大财团还联合引爆两次世界大战，操控石油价格以获取石油美圆，操控各种国际组织如IMF、世界银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和财富，乃至引发多次经济危机……几大财团就是通过合伙抬高一国的股市和房地产价格，制造巨大的金融泡沫，达到一定高度后再抽身出来打压价格，引发泡沫崩溃，导致此国公司和民众的大量破产，再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大量优质资产，从而控制一国的经济，获取巨大的利益的。

作者认为，打击这些金融财团最好的办法是恢复金本位的货币制度。所谓金本位，是指以黄金（某种规定的成色下）储备为货币发行的依据，并且持币人可以用固定的兑换率随时换取等值黄金。注意，在金本位制下，只有黄金的价格是固定的（即兑换率），而非其他商品的价格也是固定的，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化也就反映了它们相对于黄金的比价变化。不过，对于同样实行金本位的多个国家来说，由于其本币的单位含金量是固定的，因此相互间的汇率当然也就固定了。因此，金本位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及方便进行国际交易和结算。这样，国家才不会被迫的增大货币供应，引发流动性过剩，导致金融泡沫。这样的货币体系会导致货币具有更强的购买力，而对经济危机免疫，这样受益的还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辛苦积攒的财富也不会被外国财团以低价轻易的掠夺……

此外，看此书还有几个小收获：

1）  按作者所说，几大金融集团控制了英美等国的主流媒体，操控民意，创造出了所谓的主流价值观。而对于学术界，则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的数学游戏中去。

2）  几大金融集团控制了美国的两个政党，包括国会和法院。谁不听话就下台，严重了就暗杀。当所有的权力机关串通一气，所谓的民主制度，不过是打着的幌子而已。

3）  美国的流动性泛滥没有表现在通货膨胀上，而转移到了金融衍生品市场。到2006年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市值已达370万亿，是世界GDP的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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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鸿兵，20世纪90年代初赴美留学，主修信息工程和教育学，获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硕士学位。长期关注和研究美国历史和世界金融史。曾在美国媒体游说公司、医疗业、电信业、信息安全、联邦政府和著名金融机构供职。近年来，作者曾担任美国最大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高级咨询顾问，主要从事房地产贷款自动审核系统设计，金融衍生工具的税务计算分析，MBS(资产抵押债券)的风险评估等方面的工作。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宏观政策的可能失误.pdf-点击打开

    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最近成立了一个信息经济与互联网实验室 ，由我的导师唐老师负责。日前他们打算举办一次互联网应用研讨会，希望邀请到关心成都地区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各界朋友参加，交流讨论，展望未来。转发邀请函如下，也希望看到的朋友多多帮忙宣传，谢谢！！！ 

 

 2007年成都地区互联网应用聚会第一轮邀请

主题：2007年成都互联网应用展望

时间：暂定在2007年4月7日

地点：成都市建设北路二段四号电子科技大学                                                         

主持：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经济与互联网实验室

人数：30人左右

形式：嘉宾发言 自由发言 自由讨论

        相信大家对去年成都地区Web2.0聚会还记忆犹新。在那次聚会上，来自各方的朋友畅所欲言，互相交流心得体会，可谓是百家争鸣。整个聚会的气氛十分融洽。

      为了推动成都地区日益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产业，为从业者、研究者、所有关心成都地区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各界朋友提供一个交流的互动平台，集思广益，共同为成都的互联网发展出谋划策，也为成都地区互联网的产业界、学术界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时值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经济与互联网实验室成立之际，我们真诚地邀请互联网开发与应用界的同仁，再续前缘，参加我们拟在4月7日举行的“2007年成都互联网应用展望”交流会。

      我们真诚地希望在互联网应用从事实际工作和研究的各界朋友参与、支持本次活动，把这次活动办成自由、开放的活动，以务实的态度来交流经验、促进资源整合、加强合作。为此，我们很乐意尽我们的绵薄之力，也希望热心组织和志愿者参与进来，一起筹划本活动。

      本次聚会时间定于2007年4月7日周六下午2：30至5：30分。地点初步定于电子科技大学本部（具体地点将于二次确认时公布）。

      想要参加的朋友请将姓名、电子邮件发送至neofirebear@gmail.com。我们将及时通知聚会的最新安排。

由于时间仓促，很多方面准备尚不充分，但是朋友们都很热衷于这次聚会交流，在此表示我们诚挚的感谢与歉意。如果朋友们有什么要求和建议，欢迎提出！ 

 

                                                                                    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经济与互联网实验室                                                                                                                     2007年3月     

 附：1.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经济与互联网应用实验室主要从事信息经济、互联网应用和复杂网络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应用开发。 

      2.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半年了，我终于结束与网隔绝的苦日子，back in the game.只是，除了收藏夹里面几个冷冷清清的考研论坛，那曾经100多个Feeds和满屏幕密密麻麻的网址都消失了。自己也已不太适应长时间面对电脑。真是不清楚现在的网络世界发展成什么模样了。

花了N个小时重装RSS Reader，再收集整理feeds，看看那些熟悉的bloggers，似乎都是老样子，只有自己过了这倒长不短的半年，变化显著。朋友们说，Welcome back to real life。可我已经不习惯，如果每天不面对书本静下来学习，人生是否就是浪费。

从现在开始将有一个来月的时间给自己做修整，在这期间有好的学习心得我也会在此记录下来，望能多多交流。半年多没有更新，看到Blog订阅不降反升，让人很是感动。总之，谢谢关心，继续努力！

一、“活的思维”与“死的知识”

由于现实世界太过复杂而且充满不确定性，远非有限的生命用经验能够理解，因此先哲们基于一系列假设把现实世界简化到从概率上来说正确，从复杂程度上来说可认知的程度，就得到了知识（理论）。但正因为简化，所以知识是不完全的，即使是对于同样一个事件，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简化的标准不一，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艺术等学科会从中得到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对的，但也都是“不全面”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知识是对已发生的事件的总结，而在事件的进行过程中，总是充满了向其他方向发展的“不确定性”，这些已经被简化的“死”的知识不能使人有效的把握这些“不确定性”；只有“观察——简化——推理——判断”的“活”的思维习惯才能帮助人相对正确的简化现实的世界，超越表相，把握脉络，在理论上做出创新，在实践中高瞻远瞩；也只有这样的思维才能让人在实际生活中把那些简化了的东西还原回去，把握好细节，把握好不确定性，使得具体的措施具有可操作性，使得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得以调和。

但我还记得三年前自己初次踏进图书馆的那一刹那既兴奋又痛苦的心情:兴奋的是这里有这么多好的藏书，六年的奋斗使他们终于属于自己；痛苦的是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看不完这里的藏书。我已经意识到“横扫图书馆”的生活并不属于我，因为这既不可能，也不可以。

说不可能，是因为即使只在社科的北侧，那里有历史，传记和所有的外文书，一个个的架子，我又能读多少？即使只是经济学中的金融学中的资本市场，涉及的已经成形得基础知识也包括Asset Pricing , Corporate Finance，Microstructure, Derivatives等等，还有与之相关的Accounting, Banking，以及太多太多的数学，更不用提Google上永远搜不完的working paper。看到三个架子的书，敬畏和惶恐的心情已经彻底压倒了当初的兴奋。

说不可以，是因为自己本科无系统无方法的阅读过不少的书籍，但这样的四年使自己既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维持自己的生存，又不能在学术上看到哪怕是点点的希望。而且自己逐渐发现，虽然每一个领域都如此的吸引人去思考，每一套理论体系都能解释很多的现象，但没有一个理论能解释和预言所有的现象，没有一个理论能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

虽然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梦想“既不可能，也不可以”，但又不知应该如何。我固执着“博而不专”的偏好，很辛苦也很痛苦。自己很诧异这世上优秀的人怎么会用同样的时间融合那么多的知识？我猜测他们有独特的方法，能够简化如此复杂的知识，能够如此有力的面对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我想知道他们的秘诀，让自己心安，让自己过的不那么艰难。

衣带渐宽的折磨，总会有蓦然回首的欣喜。到了研二，有一次问林老师“您有那么多事务性的工作要做，有那么多的会议要参加，您怎么会有时间看那么多的文献，然后在那么多的方面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呢？”林老师的回答很精炼:“我不是看了那么多的文献才提出自己的见解的，对每一个现象我都是先自己观察，自己思考，理清其中的逻辑脉络，形成自己的观点后再去看别人的文献，这样你可以知道每个人的贡献在何处，缺陷在何处，你会发现事实上很多文章是不值得看的。活的思维，远比死的理论重要。”

随后的日子里，我不断的思考这段话，相信“活的思维，远比死的理论重要”。开始放弃自己的“博而不专”的习惯，不再以“真实有用”作为评价理论的标准，注重培养自己的思维，分析理论观察了什么，简化了什么，如何推理。不再希冀自己有一天能汇聚百家之才，了解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史实，而只是训练自己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观察、简化、分析每一个事件，要求自己去思考而不是记忆。研三在政府管理学院听课，路风老师、傅军老师和朱天飚老师也非常强调这种“观察——简化——推理——判断”的思维过程，而不是那么在意事实和理论。有了这样的训练，自己就很清楚大量知识性的书籍是不需要阅读的，也逐渐在摸索应该怎样阅读人类历史上不多的经典书籍——虽然这些书也不少，但相比于北大图书馆，已经是大大简化了。慢慢的，自己终于认识到教育的目的不是学习知识，也没有任何知识可以在复杂多变的真实世界中给出确定性的答案，可以让人不加思考的执行就获得幸福。教育的目的只在于培养人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使人形成自己习惯的思维方式，懂得如何去观察这个世界复杂的现象，对其进行简化，提取重要的信息分析、综合，然后做出推理、判断，最后依据事实反思、修正自己思维的过程（能得出这个结论，可见CCER的经济学教育是比较成功的）。有一个合适的目标，掌握了一个合适的方法，这样就少却了很多的痛苦。自己也逐渐建立起了面对未来的自信，知道虽然没有什么知识能把握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但思维可以面对一切的不确定性！

更何况，无论对于学术还是社会来说，创新都是最重要的。在学术上，沿着别人的道路，用无意义的技术手段得出已知的结论无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在社会上，现有的商业模式已有了漫长的历史，只有根据现实的情况做出创新才能更好的服务社会，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既有的理论和知识有助于创新，但如果没有良好的思维，一个人很难对复杂的世界提出更加有效、一致的简化标准，提出好的理论；也很难发现一个新的市场，使得自己和消费者同时获得收益。

二、研究生阶段经济学学习的经验

个人认为研究生阶段经济学的学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掌握基本工具。
2、掌握思维方式并熟悉某一个领域。
3、用规范的方法表达新的观点。
学习的任何一个阶段都要注意和师长、同学讨论而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要把数学这个工具当成目的。在思维上，（…………请查看全文）
 

 

之前在此文中提到，认真和敬业的问题。看了It Talks的详细解释，各自理解颇有不同，我再来交流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以为认真是一种态度而非行为。认真是做事最基本的一种态度，是保证做事成效的基础。 

其次，对于职业精神，我想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态度和价值观的取向。职业精神来自于人内心对于自己工作本身的尊重，可表现在具体的习惯之上，如待人接物的行为细节，但更多还是态度和能力。团队精神就需要具备一种协调能力。荣誉感呢，还是价值观问题，需要一种在奉献中收获乐趣的能力。不管是对工作。对团队，对公司、对客户、都是这样。 

习惯则是需要时间累积才能养成的，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工作的环境。习惯的养成会受到环境和人自身两个方面的影响。环境的影响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硬性的条款规定（比如说，规定上班不可穿拖鞋、女性应着淡妆、双手呈递名片……），二是周围人行为方式的相互影响（在一个具有良好行为风气的环境里，人容易受到他人积极的影响）。人自身养成好习惯则首先需要明确基本价值导向（各方面的严格要求：比如说，最基本的，上班不允许迟到，不给自己找迟到的借口）；其次在个人自身改善的意愿（如果明白自己做得不好的方面但还是散漫的不愿调整的话，那是没有用的）；第三是坚持与自控力（想转变还需一个坚持自控的过程，直到养成习惯，让行为变成“下意识”的反应）。 

职业精神的形成，的确需要环境的影响。工作经验只是一个方面，所谓的工作经验是表明此人曾处于工作环境中，有较好的机会养成好的习惯，渐渐形成职业的态度。但是更多还是在个人价值观的取舍。工作经验很长，但缺乏职业精神的人，也还是有的。对于企业来说，若能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影响员工的价值观，引导职业精神的形成，固然最好，但也需员工的积极配合，在看似冲突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关系的处理中，找到和谐的平衡点。

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责任心与好习惯》，写得相当的理想化。也许在现实中，企业和管理者都不愿意也不可能付出培养的成本，那就得靠同志们自我觉醒了－总结、自省、努力改善。

看了It Talks的一篇文章， 《找不到工作和找不到干活的》

感想满多，身为一个毕业生也确实小有一些体会，拿来分享。

对于现有的所谓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简单说说。国内的高等教育很注重理论基础，但是缺乏理论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导致培养出的人才与市场需求脱节。但是，优秀的人才还是很多的，懂得在现实环境中合理改善、调节自身能力的也很多，他们只是缺乏锻炼的机会。为什么招聘要求工作经验呢？在于新培养出的毕业生缺乏一个从学习到工作状态的衔接环节。如果，教育体制增强对于实际运用能力的锻炼，与此同时人才需求单位也能与教育机构合作，给广大学子提供机会，那么是否能够改善这种状况呢？学生，需要在学习的过程中参与实际工作，经验学习较纯粹的课堂学习来说，学习效果也会更加深刻。同时对于企业来说，培养实习生是需要投入一些成本，但是实习生同时也是廉价劳动力。具体的操作还需教育机构与人才需求单位达成共识，至于培养的成本，究竟如何来算，也需具体商榷。当然，首要的是需从体制上建立渠道。

 

另外，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当中，学生自视较高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因为自视过高，缺乏实干，不但影响了自身的发展，也对大学生群体在用人单位的口碑产生了不良影响，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一点，大部分学生在多次求职碰壁之后，都能认清社会现实。但是付出这样的代价才认识到社会现实是很不划算的。对于学生的心理疏导应该从最早的教育开始，早日让学生明确自身的实际状况，在社会中的位置，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早日明确自身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也更能促进学生自主的发展，而非被动的学习。年轻人，个个充满激情，谁不想大干一场？！但现有的状况，不是容易想得过于简单美好，就是被现实打击得一蹶不振。好不容易恢复状态，宝贵的时光已经浪费了。

 

大学里面，学知识是最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综合能力的培养。培养个人的学习能力、分析能力、创新能力、执行能力以及社会能力。如果，大环境不能促进这些能力的培养，那么，学生自己能做的只是自己培养自己，寻求最佳的手段，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符合社会要求的人。

 

至于工作经验与职业精神的联系。我以为，两者并不完全相关。因为，攻读学位，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工作。如果学习的状态是足够认真，积极的，工作的时候还会不够敬业吗？

 

说到超市收银的问题。举一个例子，在成都，很典型的，日本公司伊藤洋华堂的服务态度是最好的，收银员是一定会给顾客鞠躬，并且把找零和收银条双手交到顾客手上的。但是这种敬业是如何造成的呢？是因为伊藤洋华堂的员工受到了注重职业精神的教育吗？不是，教育是隐性的一方面，公司的管理制度才是产生显著效果的根源。因为制度，违反规则的员工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于是，员工会自觉的遵守，以至养成了敬业的习惯。

 

个人自觉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但是这种境界与个人本身可能更加看重的利益会有所冲突。依靠个人自觉的管理方式会很难把握。那么，不妨建立起完善的管理制度，促进个人自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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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想说的是，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是非常小的，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中国还需要大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工作者，才能更大程度上促进发展。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原因在于中国是“世界工厂”的这种以低成本制造为主的产业结构吗？我认为，虽然“低成本制造”成了“中国特色”，但它只是其中之一。“中国特色”夹杂了中国千年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和来自外部冲击革新的社会文化，“中国特色”还包括了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转型的阵痛。但是，中国从未放弃过努力，中国庞大的人口，广阔的地域，复杂的国情，决定了所有的改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每一步的改变，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涉及方方面面。我们必须认清现实，慢慢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说远了，激动了，还是打住吧。就个人而言，能做出的贡献很小，但，团结就是力量。